莫理循中国老照片全集【莫理循从记者到袁世凯的洋顾问】

　　北京有条王府井大街，这是中外皆知的，据说还是“中华第一街”，比上海的南京路更显赫一点。不过，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这条街在民国年间时还有个洋名，那就是“莫理循大街”，在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这位莫氏并非他人，正是百年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袁世凯的洋顾问莫理循。十七年的记者收入不多
　　1912年5月17日，莫理循写信给《泰晤士报》主编白乐尔，他在信中回顾从1895年开始的记者生涯，特别是报社所给予的经济收入。据莫理循自述，他任职之初，年薪只有500英镑，1900年后才加到1200英镑，但其中包括了办公费和必要的旅行费用。莫理循在信中算了一笔账，从1895年11月1日至1912年5月1日的这段时期里，《泰晤士报》共为其支付了19000英镑，但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从1900年开始，他的薪水即一直保持在1200英镑，而这样的收入已经无法支付其开销，特别是当时的汇率变动，已经让他不堪承受(辛亥革命前，一英镑兑换11.15美元，但革命之后，一英镑只能兑换955美元)。
　　这一年，莫理循年届五十，他对记者生涯已感到厌倦，而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也主要是向《泰晤士报》索取一笔退休费。据他自己所说，这些年干下来，除了在北京城里拥有一所即将翻修的旧房子和城外一座小别墅外，他身边只剩下250英镑的现金存款。在随后写给朋友的信中，莫理循认为他在城内的房子价值3000英镑，至于那所乡下的小别墅，因为莫理循并未提及，可能价值不会太高。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湖》中说，他在1908年赴美时，一美元大概兑换两个银元，如此算来，当时一英镑大概值20银元左右(无特别说明的话，以下“元”均指银元)，而莫理循的月薪应为2000元，他在中国工作17年的资产似在6万元上下。与任职45年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据莫理循推测，赫德于1911年9月去世时，其名义收入为40万英镑，实则至少获取了75万英镑的收入。
　　莫理循自己也承认，作为《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他在北京是绝对的“高薪人士”，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同时期的中国名记包天笑在上海《时报》任职，每月80元的薪水已让其非常满意，而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的调查，当时传教士每年的收入大概只有100美元，只及莫理循的十分之一。当时广东咨议局的议长，月薪也不过140两银子(一银元相当于072两)，常驻议员收入更低，一个月只有50两。
　　白乐尔的答复令莫理循很失望，因为按《泰晤士报》的规定，员工只有从年轻时即任职报社并且在任职期间因年老或疾病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一笔退休金，像莫理循这种中途加入又中途退出的情况，除非报社老板鉴于其出色的工作而给予特别馈赠，否则是爱莫能助的。白乐尔的建议是，如果实在没办法，只能出售这些年来收集的藏书，尽管这是莫理循所不愿意的。
　　他的薪金翻了三倍有余
　　莫理循在这一时期提出辞职并非偶然，事实上已经有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那就是新任总统袁世凯。1912年8月1日，莫理循被正式聘为民国政府政治顾问，其职责是襄助大总统的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信息收集及国际舆论引导等。次日，莫理循的好友、时为袁世凯亲信幕僚的蔡廷干给他送来了一份大合同，其中约定，民国政府每年付给莫理循3500英镑，外加房租津贴250英镑、聘请机要秘书津贴200英镑，而且还免费配备翻译一名。另外，在5年的合同期内，莫理循每年还可以享受带薪假期两个月，合同开始前后的来回旅费均予报销(约200英镑)。
　　合同申明确写明，莫理循每年的薪金收入(总额3950英镑)，由民国财政部按外汇牌价存入莫理循在北京汇丰银行的账户。换句话说，莫理循此时的收入比《泰晤士报》所给予的薪金翻了三倍有余。双喜临门的是，莫理循于当年8月前往伦敦举行婚礼，新娘子是他之前的秘书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