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文3000字（精选范文8篇）,近代史人物论文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创立湘军,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员;积极支持洋务运动,成为洋务派地方的代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下面是搜索整理的曾国藩论文3000字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一篇：藩国藩对科举考试的态度探析

　　摘要：在曾国藩看来,考取功名虽然意义重大,但科举仅仅是跻身官场、光耀门庭、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重要手段;若想取得科场成功,须得潜心治学、用功读书,且读书人对待读书治学一定要葆有认真勤勉的态度并苦下功夫;科场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命,人力奈何不得;科举固然重要,读书人还是应该将进德、修业两件事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以提高自身的修养,最终达到孝悌、文章和功名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曾国藩; 科举考试; 天命; 孝悌文章; 变化气质;

　　On Zeng Guo-fan′s View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NG Xiang-qing ZHANG Xiao-yang

　　Xiangtan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Zeng Guo-fan′s point of view, althoug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ain official fame, the pursui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ter the officialdom, shine in the family and realize the ideal and ambition of life; if a person wants to succe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 must devote himself to learning and study hard, and the scholars must maintain a serious and diligent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and study; the succes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destiny; alth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important, scholars should take moralit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s their lifelong career to improve their self-cultiv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filial piety, articles and fame.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811—1872)不仅是一位领导湘军平息太平天国起义、力挽清廷于水火的杰出将领,从根本上讲更是一位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旧式文人。纵览曾国藩的生命历程,前半生几乎就是在刻苦读书、频繁考试中度过的。他连考七次院试,屡败屡战,历尽波折才取得秀才身份,之后又历经乡试、会试、殿试,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时年28岁。科举考试在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其实现了从湖南湘乡农家子弟到京城翰林院官员的角色转换,那么作为科场成功者的藩国藩对科举考试持何种态度呢?本文以曾国藩家书、日记,以及后世学者所撰传记等文本为主要研究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

　　一、科举的目的:跻身官场以求光耀曾氏门楣

　　科举考试作为维系皇权统治和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自隋炀帝创立分科取士制度至清代中后期,经过千余年的沿袭和改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阶段。一个读书人想要考中进士、获得成为国家高级官员的资格,一般要自下而上经历童生、乡试、会试、殿试等考试阶段,而且每个阶段考试的竞争相当激烈,这种状况在人口规模急剧膨胀的清中后期愈演愈烈。所以最终能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士子,都被视为国家的学术精英或政治储备人才,他们有望成为国家的高层管理者。作为普通农家子弟,曾国藩奋力参加科举,旨在三个目的。

　　其一,谋求功名、跻身官场。“学而仕择优”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所秉承的思想,作为传统儒者的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从5岁“受庭于学”到28岁得中进士,历尽23载艰辛,终成正果。他6岁入私塾拜陈雁门为师,7岁转随其父曾麟书为师,20岁来到衡阳唐氏家塾师从汪觉庵练习八股文,21岁进入涟滨书院就读,24岁来到当时极负盛名的岳麓书院求学。与此相对应他的科举之路是:从14岁开始参加童生考试,23岁才考上秀才,24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即中第36名举人,又参加了3次会试中第38名进士,踏上了仕途。纵览曾国藩的读书治学生涯,可以说是一部平凡人立高远之志而又能于日常细微处踏实践行的求道历程,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是曾国藩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

　　其二,光耀曾氏家族。曾国藩的远祖隶属江西,起初居于衡阳,于明末清初迁至湘乡。但是数百年来,湘乡曾氏门厅冷落,以务农为主。曾国藩曾自述道:“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1]331 到了曾祖曾竟希通过努力,置办了一些田产,家境相对好转。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治家有道、善于经营,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但他对自己读书甚少且未能谋取功名深以为耻,希望子孙能够奋发读书,尽量谋求功名。曾玉屏之子、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然读书刻苦,但奈何资质愚钝,科场屡屡受挫,考了17次才中秀才,最终难成气候。因此光耀门庭的家族使命就落到了长子长孙曾国藩的身上。曾国藩延续了家族勤奋好学的传统,但是无奈天资不高、时运不济,连考7次后、23岁时才勉强获得生员(秀才)身份。不过在之后的5年中,曾国藩在科考的道路上几乎一路顺畅,28岁即中殿试三甲第42名,并被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2]306 。

　　一朝得中,便成为同侪后辈的榜样。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写道“功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功名而无愧”[3,3]37,以此勉励家中几位兄弟发奋读书,争取尽早求得功名;同时又以邵丹畦等前辈的事例安慰家中弟兄不必纠结于考场上的一时不顺畅,只要沉着应对、循序渐进,终有一日能够取得功名。

　　其三、实现理想和抱负。受父辈的教育,曾国藩从小就树立远大的理想,力求干出一番大事业。他认为立志是人生第一要务。这里的“志”就是志向、理想,而他的理想绝不仅仅是为了科场得胜。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立志,立志则断不甘为下流”[2]804,而他所立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2]39,此番气象绝非年少轻狂时的夸口之言,而是有其大本大源。“民胞物与”出自宋代理学大师张载《西铭·正蒙》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句[7],即把世间万物视为自己的同胞同伴,体现出一种融括一切、成己成物的圣贤境界。“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长久以来儒者将其作为自己应当追求的人生目标。“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与《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养过程是相互关涉的,两者都强调在内在心性层面下工夫,以求得内心至纯至善的状态并致力于将其推致日常的道德实践,乃至指导政治活动。而无论是“民胞物与”的气魄和胸怀还是“外王”的恢弘事业,其实现都要以心性的修炼为前提,心境之不同显著影响着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科举为读书人开辟了一条实现人生理想的捷径,曾国藩也正是沿着这条路一步步创下了宏图伟业,使自己辉煌一生。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只将科举考试作为求取功名、光耀门庭、实现人生理想的路径,但是在青年时代依然对其葆有非常高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既反映了有着长久耕读传统的曾氏家族的追求,也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人生目标的一个方面。

　　二、科举的实现途径:潜心治学、用功读书

　　曾氏家族世代为农,曾国藩之前,未曾有人得到过功名。和大多数求取功名的文人一样,曾国藩只能通过潜心治学、用功读书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第一,通过潜心治学、用功读书以谋取功名是唯一出路。

　　清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有:特简(皇帝直接任命)、会推(大臣公推)、荫袭、荐举、捐纳和科举。曾国藩家世平奇,从未有人做过官,更没有战功,所以没有达官显贵的庇佑;而且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资质并无过人之处,也不会有地方官去荐举他;世代为农,家里也不可能为其出资捐官。因此,曾国藩深谙要获取功名、光耀曾氏一族,唯有通过潜心治学、用功读书才能实现。受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的教化与影响,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和志趣。曾玉屏以耕读为治家之基石,重视学问,这对曾国藩后来的读书求学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父亲曾麟书久经科场,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对曾国藩的读书帮助甚大。曾麟书在做塾师期间对儿子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培养了孩童时期曾国藩的学习兴致,而且父亲多次不中也激发了曾国藩强烈的求知欲和对科举之路的不懈追求。

　　第二,读书治学要以进德、修业为宗旨。

　　考试虽然只看文章,但也注重考生的品行。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进德”“修业”两件事。“进德”就是遵循传统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修养次第,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修业”即读书人要以诗赋文章作为自己安身立业的方法。无论是境界提升还是文章精进都与主体内在精神的升华相关;同时这种向至善境界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主体自身的不懈努力。儒家有所谓“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别,前者以自我完善为要旨,后者则以为他人谋利并获取他人的肯定为目的。荀子在诠释《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句时讲到“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8],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与君子、小人相关联,认为儒者学习的目标就是完善自身以成为君子。曾国藩将“为己之学”作为自己一生读书治学的进路,把“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2]775的成贤成圣事业作为自己的志愿,将功名富贵视作等闲;在方法上则主张读书与躬行相结合,既要专注一业、读书有恒,将圣贤教诲融会贯通,又要行圣贤之事、“居官莅民,整躬率物”[2]39,使修己与安人二事不至于脱节。因为成圣事业原本就与功业大小无涉,它更侧重于心性和气质的修养、升华,亦强调在人伦日用之中如何行事得当,这正是孟子有“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4]282这一观点的原因,而在曾氏看来“惟读书可变化气质”[2]804,笔者认为这正是曾氏终生读书的根本目的。

　　第三,读书治学须坚持守勤有恒之要义。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科举的成功,在于他将勤勉有恒作为自己进德修业的要求。从曾国藩对自己的描述、后世学者所写传记的刻画中我们得知,曾氏原本天资平平,梁启超也认为他“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9],全因勤奋苦读而得中功名;十年京官生涯,他血气方刚,意气风发,“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得人家不是”[2]540。丁巳、戊午两年丁忧回乡期间,他深刻反省,大悔大悟之后能够“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2]540,既心怀积极进取、自强奋进的斗志,又葆有从容、谦和的待人接物态度,“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2]250;从李鸿章、周腾虎、左宗棠等人的评价中,我们得知曾国藩性格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儒缓、钝滞[10],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曾氏的修养工夫偏向于理学中的主静、持敬一路,并以谨慎、庄重作为为人处事的风格,因而少了几分灵活和机巧,这一行事特征在其带兵作战过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曾氏带兵以“结硬寨,打呆仗”为基本原则,在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给九弟曾国荃的家信中叙述了“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的用兵方略[2]243,主张“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2]264,这种打法虽然非常稳妥,但是往往会因为过于求稳而贻误许多战机。 而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则认为“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2]416,后又在同月二十七日的家信中再次强调“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2]416。时隔五年,用兵风格迥然不同,这一方面在于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开始主动进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曾氏在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间阅览《管子》《周易》等典籍,对刚柔互用、盈虚相济等根本性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领悟,并对自己以往用兵太呆的过失深刻反省,认为“太柔则靡,太刚则折”[2]416,故采取稳中有变、动静结合的作战方法。

　　人的气质的变化很大的原因在于他遇到的新问题、新境况迫使其不得不突破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气质之变化与否虽然形于言色、见于举止,但究其根本则是心体发用方式的不同,而尽心尽性之事全靠主体自身切实修养,外人无法提供丝毫的帮助。曾国藩善于从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并由词章层面的从容涵泳上升到义理层面的切己体察,加之处理实际事务的手段日渐精熟,久而久之个人气质和风格则与以往大不相同,虽有虎变、豹变之差异,但“今日种种”确实与“昨日种种”迥然不同。

　　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者,但他绝非汲汲于功名、企图货与帝王家的俗儒,而是归旨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本来面貌,他虽努力读书求功名却不沉湎于其中,相较于“学而优则仕”,他更将“仕而优则学”贯穿毕生。曾氏将周公、孔子成圣的关键归结为“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11],于视听言动无不得宜,虽未居高官显位,却能于平实处践履仁义;愿意终身私淑孟子,以不求利、反躬自求、养浩然之气为操守。他无一日不读书,以作文、习字为常事,却不是为应试,而是为涵养专、耐、有恒之性格;将先儒教人之千言万语概括为“不忮不求”并以此为修身原则[2]848,既对名利持从容、淡泊的态度,又始终以勤、朴、拙自律,自胜方能自强。

　　三、科举的成败因素:天命与人力的统一

　　曾国藩对科举考试的另一层理解是——功名的得与不得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天命,人力不可能对科举考试的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读书人在求学的过程中却丝毫不能勉强懈怠,而是应该持之以恒、刻苦勤勉以求得学业精进。将科场成败归于天命虽是曾国藩提出的十分独特的观点,但其中却蕴含着传统儒家天命观的哲学渊源。

　　“命”是儒家哲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关“命”的观念由来已久。根据冯达文、郭齐勇的观点,“命”有所谓“天命”和“时命”之分,其中“天命”具有目的指向性,它是人的价值信念的最终源头[3,3]30,《中庸》中所谓“天命之谓性”讲的就是这层含义[4]17;而“时命”是指那些外在于人的、不能被人们所预测或控制、却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和事情的结果产生某种影响的因素,具有一种“盲目的必然性”[3,3]30。说其存在必然性,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存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命”一直存在,并且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的活动;说其为盲目,是指它发生作用的时机、方式和结果,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之外,显得神秘和无规律。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特征的综合,使得人们对“时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格外关注的态度。孔子对于“时命”有真切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他常感慨“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4]159,以此来解释自己身处乱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同时他还指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4]196,虽然儒者应该怀揣着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人生追求,砥砺前行,但是在追求人生节制的过程中却不能否认和忽视那些会对路径选择和事业成败起到重要影响的外在因素。

　　首先,曾国藩对“天命”亦持有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曾氏在家书中往往将其称为“天命”“天意”,但是结合家书写作时的历史情境和家书的具体内容,笔者发现曾国藩所说的“天命”“天意”等概念实际上与儒家哲学体系中的“时命”是相通的,它是与“人力”相对的、对人类活动产生某些影响的外在因素,而非与人生终极价值相关涉的“天命”。《曾文正公家书》中几乎处处可见曾国藩关于“命”对人生和事业的影响的论述。金陵久攻不下,他认为“至于克城迟早,仍有天意,不尽人谋也”[2]486;谈及生老病死,曾氏在家书中以“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贴,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来劝慰自己的两个兄弟[2]336;而论及功名,曾国藩则认为“功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2]37;因科举考试而获得的功名利禄则“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2]775,“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2]332。这种对“命”重视的态度既是处于清晚期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正常反应,时局波谲云诡,总有人力所难把控的情形;他同时也是曾国藩深谙儒家处世之道的集中体现。

　　其次,曾国藩虽重视“天命”的作用,却并未陷入命定论的漩涡。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思想中有很浓厚的道家哲学的色彩,这一观点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5]不过曾国藩所讲求的虚无、清静,其着力点在心性的修炼,使心境达到一种平和、浑含的状态,即儒家典籍《中庸》中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4]18,并不完全是行为处事、实际践履的原则。因此他对待“命”的态度与庄子所谓“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6]那种彻底无为、顺遂的行事风格迥然有异。曾氏虽然将人生之顺逆、事业之成败、功名之得失往往归结为天命的作用,但是他总将事业之过程和结果分作两段来看。天命虽决定着最终的结果,但是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丝毫不能有所懈怠,应该扎扎实实地下功夫。所以他以“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终不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2]37来勉励晚辈后学,要求他们专心读书,在作文、写字等方面下苦工,并坚信只要自己的工夫下得够、文章做得好,绝对不可能名落孙山,“场屋之内,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2]79。承认天、命等外在力量的存在并重视其对人之行为的结果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丝毫不因此产生恐惧或懈怠的情绪,而是尽力做好分内之事,正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居易以俟命”[4]24。君子对于自己应在何处下功夫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人力对于天命的运行自然无可奈何,但是人对于自身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则能够完全自主掌控,将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到极致,成败则无须顾及太多,即曾氏所谓“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2]283。

　　如果我们将曾国藩对科举考试的认知,即科考是获取功名利禄的阶梯和科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由命不由人”,再加上他劝勉晚辈后学刻苦读书这几点结合来看,就会发现曾国藩对科举考试之本身并没有某种偏见,因为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科举制度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曾国藩实际上是认为因科考成功而获得的功名利禄并不稳固,并非人生命中应该追求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一观点与孟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孟子认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4]357。他将孝悌仁义等道德品质看作人之为人所固有的特征,是道德主体希望得到便能够得到的东西;将功名利禄以及其他物质享受看作外在于人的东西,人们是否能够得到它们不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得之有命”,所以不见得积极追求就能如愿以偿;因为“求之有道”,所以不可妄求,要在合乎道德伦理和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追求,譬如功名得失、功名利禄、人之福祸都是这种“外在于我”之物。

　　四、科举的价值追求:孝悌、文章和功名有机统一

　　如前所述,既然曾国藩对读书人汲汲以求的功名与功利并没有趋之若鹜,那么在他看来生命历程中需要追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曾氏在家书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功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2]73。他将孝悌和文章视为比功名更重要的两件事,这正是他作为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传统儒者的体现。

　　第一,孝悌是人之根本。

　　他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2]73。孝悌之道是儒家一直提倡的伦理标准,也是儒者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处事规范。曾氏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中”[2]37, 只有将经书上的君子之道真真切切地落实到日常的道德实践之中,才算是对学问有了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所以曾国藩针对当时读书人只知道读经书,却没有在人伦日用中践履孝悌之道的现状提出了批判——“今人读书皆为科举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揆于人伦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明教中之罪人”[2]57。将读书与孝悌相分离,是没有认识到经书的条目内容、圣人教诲的精义无不是圣人人生阅历的感悟和经验的升华,读书人如果试图只在经书的字里行间寻求大道,则往往难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因此只有将通过读书获得的“知”转化为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行”,以“行”来验证和彰显“知”的内涵,才算是读书的正确方法。正是将孝悌视作比功名更重要的追求,所以曾氏认为一家之中但凡出现了科举成功者,便足以使整个家族获得荣耀,自家没必要每个兄弟都要获得功名。因此他劝勉家中兄弟在孝悌上用功,用实际的践履来印证圣贤之言,因为有了最切实的体验,诗文的水平也会随之有所提高。

　　第二,不朽文章是读书人的自卫之道。

　　如果将孝悌之道看作儒者应该具备和遵循的道德规范,那么写作诗文则应被归于读书人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所谓“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2]57。而对于曾国藩而言,“自卫其身”最基本的形式是“谋食”。他将读书人“劳心”的求食方法同农工商人“劳力”的谋食途径相类比,指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自身的学识都要与所处的位置、所得的回报相匹配,绝不能尸位素餐,只有如此才不会问心有愧。文章不朽之道在于精熟和专注。作文、习字在精而不在多,“专”是曾氏读书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和原则。他将读书比作掘井,“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2]36?与其泛泛涉猎,不如将全部的精力专注于某一本经书或者某一个专门的领域,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从而使自己熟练掌握作文的技艺。

　　第三,孝悌、文章和功名三者相互融合、相互贯通。

　　曾国藩虽然将孝悌、文章、功名的重要程度做了一番区别,但实际上在曾国藩看来三者之间依然存在相互融合和贯通的空间。虽然曾氏认为孝悌之道重于功名富贵,但是他并未否认功名在孝悌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将功名的可贵之处归结为“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2]57,即子孙后代通过科举获得的功名利禄不仅仅是自身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捷径,它同样能够让父母感到荣耀并提供奉养父母的物质基础;虽然文章不朽重于功名煊赫,但是科举考试毕竟以文章、诗赋作为考察内容,因此科举与写作文章并不相碍。不过曾国藩仍提醒晚辈后学,在功名和文章两者之间要以文章为根本,功名则得不足喜,失不足忧。对圣贤书的掌握理解和文章功力的长进无关乎天命等外在因素干涉与否,而全在于读书人自身是否刻苦努力。曾氏所说的“不朽之文章”与作为科举考试标准文体的八股文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性灵”二字,即文章是否能够表现作者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真性情。八股文之所以受人诟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严重地压缩了读书人的创作空间,往往只重文体形式而忽视文章内容。于是曾国藩提醒诸弟不要仅将八股文考卷作为文章的范本,以免“汩没性灵”[2]68;即便其子曾纪泽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求功名,曾氏也劝导他“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冶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2]806。

　　参考文献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台洲墓表[M].长沙:岳麓书社,1995

　　[2] 萧一山.曾国藩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3]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5.

　　[3] 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6] 张京华.庄子注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8.

　　[7] 张波.张载年谱[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M].杨为刚,译.北京:中国书店,2012.

　　[10]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4.

　　[11]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6.

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二篇：曾国藩勤俭家风的来源、表现及现代启示

　　摘要：持家之道在勤俭,有勤有俭方能持家。曾国藩的"勤俭"家风思想生动诠释了勤俭的核心要义。其思想由来,既有历史传承的因素也有文化积淀的熏陶,具体体现为:习劳习苦、崇俭戒奢、奋发向上。探析这一思想对当代家庭家风建设及大学生价值观培养都有很大启发意义和精神价值。

　　关键词：曾国藩; 勤俭; 家风; 当代启示;

　　Analysis of Zeng Guofan′s Thought of "Industrious and Thrifty" Family Tradition

　　MIAO Qing-ke Li Xin-wei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arx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way to manage a family is to be diligent and thrifty. Zeng Guofan′s idea of "diligence and thrift" vividly interpreted the core meaning of diligence and thrift. The origin of his thoughts was influenced by both historical factors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udying and working hard, worshiping frugality and avoiding extravagance, and striving for progress. The analysis of this thought is of great inspir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family traditions and the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家风是指家庭或家族传承的传统风气、风格、风尚,或习俗、作风[1]。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优良的家风传统对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勤俭”家风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农耕社会,尤为人们所提倡。人们崇尚勤俭,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丰衣足食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个人美德的声望威信。“勤”与“俭”二者是开源和节流的关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虽历经时代变迁,“勤俭”这一传统美德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但仍对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勤俭”的核心要义

　　“勤俭”二字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2]230,其原意为赞扬大禹既能勤劳地效忠国家,又能节俭地主持家政。后引申为“克勤克俭”,同样是形容人既勤劳又节俭。孔子曾指出“禹,吾无间然矣”是因为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勤俭美德。曾国藩对勤的理解是:“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3],说明“勤”不仅指对事物孜孜不倦的态度,也指行为方面竭尽所能。以此释勤,恰如其分。《说文解字》中讲:“俭,约也。”这都是先贤对“勤俭”比较准确的理解。对于“勤俭”在持家之道中的作用,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4]148可见,“勤俭”不仅是一种个人品德,而且是治家治国的重要法宝。

　　二、曾国藩“勤俭”家风思想的由来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出生于普通的耕读世家,凭借自己的不断努力走上仕途。曾通过创办湘军、兴办洋务运动等对晚清大业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被誉为“中兴之臣”。后人推崇曾国藩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国家鞠躬尽瘁,还因为他在持家教子方面有独到之处,人们赞誉他“垂家为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风”[5]。曾国藩为人处世奉行勤俭廉劳的原则,对其子女、兄长及其夫人都施以严苛教导,并写下“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6]的治家箴言。曾氏勤俭持家的家风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后天的熏陶,下面就对其家风由来作简要分析。

　　(一)历史渊源:耕读世家、勤俭家风一脉相承

　　曾国藩出生于世代以耕种为业的普通农民家庭,因此对穷苦人民的生活体验颇深。曾家兄妹共九人,父亲不过是教书匠。贫寒的家庭出身,清苦的生活环境,在曾国藩的内心埋下了勤俭节约的幼小种子,塑造了曾氏“寒素”的家风基调。此外,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的勤俭作风也对塑造曾氏家族的家风起了重要作用。曾玉屏早年叛逆,游手好闲,沾染了不少游惰习气,后来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在他成家立业之后,为了培养良好的家风,他制定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7]的八字治家要诀,体现了勤俭持家的家风。曾国藩祖父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传承家族世代艰苦朴素的作风,衣食住行都反对骄奢淫逸。曾国藩说:“不管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8],突出强调了勤俭对大家小家、各行各业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有证可考,曾氏家族良好家风,能上溯七代[9]。因此,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坚决杜绝他们养成骄横无理的行为习惯。

　　(二)文化积淀:儒家传统思想和湖湘文化的熏陶

　　曾国藩早年勤勉读书,饱读经史,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他6岁进入家塾“利见斋”读书识字,逐步通晓四书五经周礼史记。考取进士后,进入翰林院专攻程朱理学。而后,其学以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笃守程、朱又不废陆、王,既行宋学又重汉学,兼收并蓄,被称为一代儒宗[10]463。曾国藩的勤俭家风吸收了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合理内核,以“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为模范,主张“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4]149。曾国藩的志向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不谋而合,并且把“齐家”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儒家的传统思想成为曾国藩勤俭家风的重要来源。

　　此外,曾国藩自幼在湖南成长,湖湘地区的文化环境也对曾国藩勤俭家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历史上的湖湘之地,地势险要闭塞,远离中原发达地区。湘楚文化天然的孕育,加之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融合较少,形成了“自强不息”“顽强倔强”的民族文化气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使人们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与道德品质。曾国藩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不断将其融入了自身的家庭教育中。

　　三、曾国藩勤俭家风的表现

　　曾国藩勤俭的家风不仅表现在琐碎的生活上,而且在给家人的来往信件中曾国藩谆谆教导他们时刻不能忘记“勤俭”的优良美德,并要将这一信条贯彻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曾国藩家书》《曾文正公全集》是曾国藩毕生智慧所及,斟酌字句我们会发现曾国藩勤俭的家风体现在各个方面。

　　(一)习苦习劳

　　“勤”与“劳”密不可分,“习劳苦”是勤的基本要求,因此自古我们就将勤劳并称。曾国藩云:“习劳苦为办事之本”[2]231,“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高度强调习劳习苦在居家的重要地位。“吾所以教家人崇俭习劳,盖艰苦则筋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11],他认为身处艰苦的环境可以强身健体、磨练筋骨,而娇生惯养则会使人的精力愈发倦怠、滋生懒惰。甚至曾国藩认为“习劳则神钦”,意思是习惯劳苦,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社会的尊重,连神仙都会钦佩。

　　曾国藩对其子女、妻子甚至部下都有习劳苦的具体要求。为了让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和“读”每天要五页以上,“写”要每天练一百字,每逢三逢八日要作一诗一文。同样对女儿也有“女子于衣、食、粗(工)、细(工)四字缺一不可”的要求[12]。即使在随军行中,曾国藩也要求夫人每日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止”[13]。他的夫人很自觉,经常纺纱至深夜。不仅如此,他还把习劳苦演变为治军之要。“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乎能习劳者”,告诫部下只有在平日不断提高忍受劳苦的耐力,战时方能骁勇善战。

　　(二)崇俭戒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崇尚节俭、戒娇戒奢,是一种忧患意识更是一种思想境界。曾国藩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加官进爵后,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仍能保持本色。在做地方官掌控财权时,曾国藩仍吃穿从简,节用爱民。他不仅本人恪守圣贤的节俭之道,还不厌其烦的教育家人。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他写到:“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严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4]456他用自己二十多年的从官经历告诫儿子“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14]457,不可养成富贵公子的骄奢习气,吃穿用度都不能过于奢侈,要掌握好适度原则。在考虑女儿终身大事时,他坚持不与骄奢人家结亲,认为“亲奢之家难以久远”。封建社会的达官贵族包办式的婚姻制度多数建立在经济利益或政治关系之上,许多不幸的婚姻成为了前车之鉴。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屈从于这种关系,而是因为两情相悦、终成眷属。

　　曾国藩之所以苦口婆心的教导子女力戒骄奢,是因为他认识到“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11]。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由奢侈富贵的生活变为艰苦朴素的生活,人们的心理会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他比较深刻地指出骄奢的害处:“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场面,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10]464可见,曾国藩早已预见骄奢是万恶的源头,贻害无穷。

　　(三)奋发向上

　　“勤”与“奋”密切相连,“勤”还表现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礼记·表记》载:“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就是形容这种孜孜以求的勤奋精神。曾国藩的“勤俭”家风也是由于曾家祖祖辈辈勤勉勤奋,给曾家后辈树立了榜样,曾氏的家族史就是一部奋斗史。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连续十七次进京考秀才,都以落榜告终。其中前十次是独自赶考,从第十一次开始便是同曾国藩一道前往。曾国藩也是一个天资禀赋极其普通的人,共七次才考取秀才、三次考取同进士。曾国藩和他的父亲会试之路崎岖坎坷,但却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坚持不懈、奋发向上的精神。曾国藩也曾教导四位弟弟:“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6]一个勤奋读书的人,必然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那样才算“竭吾力”,不虚度光阴。

　　四、曾国藩的“勤俭”家风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勤进取,俭守成。曾国藩的勤俭持家之道,似润物细无声,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引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勤俭”的家风仍是治国治家良方,而且对当代的大学生生活也有很大的启发。

　　(一)培养节俭朴素的消费观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15]为了让子女切实感受曾家的节俭风俗,曾国藩用祖先的真实经历教育他们:曾祖竞希公年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开学时高祖辅臣公给他一百零用钱,五月归家时,仅仅用去一文,剩余九十九文。如此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尤为值得现代大学生学习。大学生正处在从依赖父母向经济独立的过度阶段,他们有部分支配生活费用的独立权。因此,大学生更应该在这个阶段养成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不过度透支自己的消费额度。在衣食住行方面,奉行“节俭朴素”的消费观。当然,这里所说的“节俭朴素”并不是倡导过度节衣缩食,而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享乐主义。切不可因为虚荣心、享受欲作祟,参与非法借贷、网贷等。同时,当代大学生也应理解父母工作的艰辛、体会他们的殷切希望。

　　(二)保持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

　　勤奋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它也与有恒、惜阴诸德相联系。曾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家规就是要勤于早起,“勤字功夫,一贵早起,二贵有恒。”[15]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勤于早起,也是珍惜时间、勤奋进取精神风貌的体现。曾国藩在晚年因为几日没有研读学问,就觉得无地自容,细想圣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真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然而,现代的大学生面临学业、生活、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压力,往往容易自暴自弃。勤奋不仅应该体现为学业勤勉努力,还应该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合理分配时间,珍惜大学为我们提供的自我展示平台,以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应对未知的挑战。

　　(三)不断进善修德完善自我

　　“勤”与“俭”是中华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进德修身的必备品质。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明大人之学,不仅应该不断彰显自己与生俱来的德性,还应该重德修身,达到完善的境界。曾国藩将“勤俭”与道德的完善紧密相连,“爱之以德,不能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是爱之以德。”[10]467培养勤俭的品质,就是我们不断修身养性的过程。虽然曾国藩的勤俭家风思想是一种家庭环境影响,但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约束更应该自尊自律[16],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力求完善。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着环境问题的巨大挑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迫切需要我们每个人发扬我们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五、结语

　　曾国藩的家风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为现代社会的每个家庭家风建设和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培养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勤俭之道,于国于家,都大有裨益。但在我们一般民众中,“恒念物力惟艰”一类观念也日益淡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甚至被视为寒酸的表现。当前,我们的国家、民族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期,重提“勤俭”不仅有必要,而且是重中之重,它不仅为当代之国计民生开源节流,也能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 王智青.教子有方[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206.

　　[2]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 李翰章.曾国藩文集:卷四[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378.

　　[4] 曾国藩.曾国藩全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5] 王为国.新资治通鉴:第四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675.

　　[6]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中兴第一名臣的人生智慧[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21.

　　[7]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287.

　　[8] 萧枫.中华处世绝学:第4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410.

　　[9] 王志刚.曾国藩给年轻人的66个忠告[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26.

　　[10] 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11] 赵建勇.曾国藩[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99.

　　[12] 袁丽萍.家道[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5:53.

　　[13] 栾传大.求是[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158.

　　[14] 王继平,李大剑.曾国藩与近代中国[M].长沙:岳麓书社,2007.

　　[15] 司马哲.得与失:曾国藩做人做画做官的生存哲学[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91.

　　[16] 范大平,范汉平.曾国藩治学之道与学术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35(6)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