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对传统的自觉依附

    以心理分析见长的海派代表作家施蛰存，在文化方面开了四扇窗子，涉及文学创作与杂志编辑、外国文学翻译、金石碑版考索、古典文学研究等，显示了海派文化的高度、广度与深度。他的新感觉派小说如《石秀之恋》、《将军的头》、《鸠摩罗什》、《梅雨之夕》等作品为读者熟知，它们奠定了施蛰存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施蛰存有一个别致的经典短篇，即发表于1933年的小说《春阳》，作品的主人公是来自昆山的婵阿姨，小说刻画了她到上海银行取利息，在马路、饭店逗留的行程，遇到的人事，尤其是婵阿姨复杂沉郁的心理活动。这篇小说没有越轨的笔致，不涉及赤裸裸的性描写，只是用轻倩的文字，展现一个年轻寡妇在春日里荡漾的春心，以及逐渐被唤醒又渐次熄灭的欲求。恰是这种触及人性的描绘，令读者印象深刻，值得回味。

    35岁的婵阿姨从银行取回利息后，一个人走到了春阳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顺着施蛰存的笔，透过婵阿姨的目光，读者看到了老上海的风情：三友实业社、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冠生园、四马路、玻璃橱窗、摩天大厦……她看到身边经过的中年男子，文雅的手握着一束报纸在找座位，幻想与其开始一段恋爱，神往了；她想起上海银行那年轻的行员，他有好像要说出话来的眼光，跃跃欲动的嘴唇，充满着热情的脸，甚至，她觉得，在查看保险箱时，那个行员的颔碰到她的头发，她疑心，她的肩膀碰到了他的胸脯……当她在饭店里看到，旁边座位上一家三口开心地用餐而自己形单影只时，窘迫了。她觉得此行来上海，不可错过那位多情的行员，但，当她怀揣一颗萌动的春心，再次返回银行找那个年轻行员重新开箱，年轻行员却只视她为一个普通的顾客、一个太太，仅此。且他对婵阿姨旁边一位衣着时髦的美丽女士更热情，更用心，看起来更暧昧。

    施蛰存为这篇小说选择了两个有意思的看点：

1.婵阿姨来自昆山

    作者之所以将婵阿姨来源地安排在与上海接壤的江苏昆山，有其原因。

    从小说表现的距离感来看，作者在《春阳》中要塑造这样一个女子：她对上海既要有一定的距离，又要来往方便，这一点，昆山很合适。始于1905年建成的京沪铁路，以及修建于1934年的苏沪公路，拉近了昆山与上海的距离，从昆山站坐快车至上海北站，不到2小时，这些造就了1930年代昆山与上海较为发达的陆路交通。昆山虽地处内陆，但因紧靠上海，两地间互动频繁。且昆山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是上海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

    同时，作者还要塑造这样一个女子：她对上海既要保持一定陌生感，又要有一种存在感。昆山有着悠久的江南传统水乡文化，较之1930年代上海的畸形繁荣，这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保存相对完整。据《昆山乡土资料汇编》之《我们的昆山》（1937年编）记载，当时昆山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手工业、餐饮业、绸布业较为兴旺，与上海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婵阿姨来到上海，便觉得与这座都市的不协调，高大的建筑与居高的物价，对她都是一种压力。

    不过，昆山毕竟紧邻上海，思想层面多少受到了上海的影响，有人指出，昆山的“风气尚不很闭塞”，“男女就教育的机会，不十分畸形，尚属平等”。也有人指出，昆山“正像其他上海附近地区一样，既开通，亦落后。一方面顽固地保持封建落后的气息，一方面由大都市输入了强烈的浪漫习气，这很影响了当地的年轻妇女们，使她们在思想上似是而非的‘新’了起来，在行动上冲破了旧观念，而大胆了起来”。婵阿姨欣赏都市的繁荣与便利，她有一定资产和财力，上海银行里存放着她用青春换来的存款，在昆山，她拥有三千亩良田。有财富做支撑，面对时尚的上海，她是有底气的。无人认识的大都会里，没有人知道她寡妇的身份，所以婵阿姨很轻快，她似乎获得了重生和自由。

    从作家的生命体验与写作资源来看，苏州在施蛰存的成长道路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施蛰存1905年生于杭州，幼年随父母住苏州，后迁居上海松江。据沈建中《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记载，1907年，施蛰存的父亲施亦政任苏州两级师范学堂书记；1908年，4岁的施蛰存随父母移居苏州乌鹊桥弄。1912年，父亲赴松江任履和袜厂总会计，施蛰存随父母举家迁往松江。他在苏州生活了5年。他早期小说《上元灯》、《扇》、《周夫人》等，以及散文《赞病》、《记一个诗人》等作品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有苏州生活的深深印记。施蛰存熟悉苏州的风物，了解苏州的人情，因此他将苏州人事写入文学作品，在情理之中。

2.婵阿姨是个抱着牌位成亲的年轻女人

    现代作家常将“寡妇”作为小说的主角，以此揭示人性，表达诉求，如鲁迅《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台静农《烛焰》中的翠姑、吴组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