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的上映，冯小刚获得更多受众的认同，他不再是一个只会用灰色幽默、滑稽等传统喜剧形态讲述小人物故事/生活，以此来给观众带来从未有过的经验和快感的贺岁片导演。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今天的《一九四二》，我们看到他一个导演的转型，他视角变的更为开阔深远，其作品也已有原来对小人物命运/生活的调侃性上升到了对个人与集体，家国的关系等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所进行审视的深度。这种转变对导演本人来讲是质的转变，也是他积淀的成果。

对一部电影来讲，人物创造和情节设置是其创作的不二法门。刘震云的《温故1942》本身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缺少完整的故事主线，更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有的只是在历经历史灾难中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叙述，以及作者自身的评述与搜集的零散资料。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温故1942》用的是调查体，但也不是调查的写法，从历史到现实，从资料到采访，是未经加工的材料拼接，它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创作改编的难度可想而知。对冯氏来讲，他和《温故1942》是冥冥之中已经有了的缘分，在他第一次读这本小说时，内心就有非常大的触动，那时他就动了要把小说拍成电影的念头，迟迟未拍，只是时机未熟。经过他将近二十年的积淀，这部表现被遗忘的历史性的民族灾难的电影才得以与观众见面，让我们有了重温民族灾难和重新审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完成了一个关于被历史遗忘的灾难者的“亡灵招魂”仪式，也成就了冯小刚的“历史夙愿”。

1.《一九四二》人物分析

“十九年，不可能变成可能。”影片《一九四二》在历经十九年的积淀，选择了“笨人”方法，导演将小说中灾民的行程以及蒋委员长呆过的地方走了一遍，于是影片中的老东家、花枝等人就变得逐渐鲜活起来。《温故1942》这部没有故事、缺少情节、没有典型人物及不可能改变成电影的“非小说型的小说”，也就搬上了银幕。小说中农民姥娘、支书花爪舅舅、大户范克俭舅舅、县政协委员、县书记、逃荒者郭有运、妓女蔡婆婆等人物群像，通过老东家、花枝、瞎鹿、拴柱、李培基、星星等人物也就渐次浮现在了受众面前。影片改编成以清晰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