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慈禧对待变法的态度谈戊戌变法失败原因,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戊戌变法的起因及社会背景

　　1840 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都出现了内焦外困。

　　经济的不景气，民不聊生，政治的不稳定，由于人民负担沉重，而爆发了一系列反清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特别是 1894 年至 1895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当局表现软弱无能。

　　于是出现了要求改革，要求从基本层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日益高涨。

　　1895 年 4 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 1300 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1895 年 8 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到了 1897 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到 1897 年底，各地已有 33 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 17 所，出版报刊 19 种。到 1898 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 多个。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 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 年 1 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初期，清政府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就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因为改革必定损伤一部分当权派和保守派人的利益。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1898 年 9 月 21 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二、从帝后关系探索慈禧在变法前期的心理动态

　　由现在所存史料来看，慈禧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主导性的统治地位，光绪无法对其权威构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慈禧一开始即对变法持否定态度，那么变法就不可能开始，更无可能有“百日”

　　之期。具体而论：（1）《明定国是》诏顺利颁布本身就说明了慈禧的支持态度。（2）慈禧对于洋务运动的支持也能说明其非所谓的“顽固派”。（3）慈禧在戊戌变法初期对康有为其人也是持正面态度的。（4）最重要的是慈禧也明确表示过她对变法的支持。

　　综上所述，慈禧对于兴于同治年间的洋务运动以及方兴未艾的变法措施都是支持的，至少是在变法初期，诚如她所言“凡以图富强也”，显其支持之意。

　　三、事态急转直下及慈禧心态的突变的过程及其分析

　　内务府《杂录档》记载，光绪于七月二十五决定，二十九日前往颐和园，至八月初三日，他在颐和园住了五天。八月初四慈禧决定回西苑，八月初六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请慈禧再次训政，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期间诸事即为变法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大事，这些对慈禧心态的变化起到了决定作用，试加分析。

　　1.罢免礼部六堂官一事以及迅速擢升谭嗣同等人，严重违反了慈禧在光绪亲政之前为其规定的“事前请示制度”。前引光绪十四年军机大臣张之万等人奏折四条，简要概括即为二品以上官员的升、降、用等，光绪是没有权力自己决定，都必须在事前请示慈禧，慈禧同意后才能降旨实行。而光绪在一日之间罢免礼部所有堂官（尚书、侍郎、候补侍郎）既未请懿旨，事后也未奏明。慈禧是在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妻子入宫为大公主祝寿时，才从其口中知晓其事。慈禧对此极为恼怒。

　　2.重开懋勤殿是慈禧最不能容忍的。梁启超甚至认为这件事是使慈禧彻底改变态度的关键，其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太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诏密下。”懋勤殿的实质是，康有为等人意图在军机处外另设一机构，名为专职维新事宜，实则是想通过懋勤殿使自己进入权力核心，同时使光绪摆脱慈禧的掣肘。慈禧对此也了然于胸。

　　3.虽然在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将重开懋勤殿之事禀明慈禧后，二人之间的对话以及慈禧的反应，《起居注》中并无记载，但从光绪八月一日即擢升袁世凯，八月二日即下旨康有为迅速离京来看，慈禧对此应不止于反对，否则光绪不必有如此多举动。

　　4.最后关键到底何事促使慈禧回西苑仪鸾殿，软禁光绪帝？

　　尤其是《崇陵传信录》中所记载：慈禧回宫以后，即诏上怒诰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安有汝乎？”

　　其中“听小人谋我”一语，据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分析，并不是指谭嗣同诱劝袁世凯围颐和园、杀太后。其基本依据为时间不符，虽然三日晚谭嗣同即到袁世凯处诱劝，但八月初五袁世凯才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八月四日，慈禧已经回鸾）。因此，直到八月初九慈禧才派人擒拿谭嗣同等人。所以此处的“谋我”应是指光绪蓄意从慈禧手中夺权。

　　就是说，慈禧所言“谋我”一语应是指，光绪拟定于八月初五，召见致仕来华的伊藤博文。而且慈禧应该更倾向御史杨崇伊奏折中所说，光绪是让伊藤博文来华执掌政柄。所以才有杨崇伊三日上折，慈禧四日即决定回西苑，赶在五日光绪召见伊藤之前加以阻止。

　　5.史学界有一说，流传甚广，即慈禧是知道了光绪两下密诏给康有为让其劝说袁世凯围颐和园一事才起废立之心。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经多位专家辨析，无论是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所记录的密诏内容，均有删改，并非是光绪帝本意，包括谭嗣同当日劝说袁世凯所诉密诏内容均是诸人根据自己意图而加以删改了的。可以肯定地说，光绪本人并无“弑母夺权”的本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从支持到反对，实际上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由于光绪及谭嗣同等人诸多举措逐步逼向嗜权的慈禧的底线，所以慈禧的态度慢慢开始转变。

　　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宣布训政，光绪也正式移居瀛台。戊戌变法彻底宣告失败。康梁失败之因如下。

　　康梁等人是由书生直接入中枢，缺乏应有的锻炼，以致在变法中显示出种种不成熟。

　　急功近利，不分轻重缓急，使大多数谕旨流于空泛。据统计，从《明定国是》诏颁布到慈禧宣布训政前，变法共八部谕旨 204 件，其中除旧布新的诏令 114 件。缺乏策略上的灵活性。变法在还没有看到任何成效之时，康梁等人毅然裁撤光禄寺等数十衙门。

　　而慈禧在宣布训政后，废除了一些新政措施，比如恢复了本已被废除的光禄寺等衙门，但是对于多数新政仍然是支持的。由此可见，无论在变法之前，还是在变法之后，慈禧是一以贯之地支持“以图富强”的任何方式。只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不违祖宗之法”、“无损满洲权势”。慈禧需要的变法，是既能够国富民强，又能够唯我独尊的变法，如果两相冲突，她宁愿舍前者而取后者。

　　综上所述，当时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始终是慈禧，戊戌变法成败关键就在于变法者能否把握住慈禧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循序渐进地将变法逐次地推开。因此，在变法初期，至少在光绪和维新派掌握实权前，他们是没有必要将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那么快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可以说，康、梁运动式的思想和模式，实际上一开始就触犯了以慈禧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

　　不仅如此，康、梁还始终坚持以光绪为社稷正统、变法核心。企图帮助光绪摆脱慈禧的统治，甚至有起兵围颐和园的谋划。

　　归根结底，任何人、任何国家要推行变法就必然会受到守旧派的阻挠。变法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法者如何处理政治格局中的新旧势力。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但维新派在推行新政时只注意变法的原则性，而缺乏策略的灵活性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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