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论》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应用内涵
从《实践论》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应用内涵
方法论是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列宁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的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毛泽东《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是一篇具有创造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这个真理，还有一部分经验主义者，长期拘守于自身一些片断的经验不去领会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为轴心，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和不少关于应用方面的特点。
1、从实践论看方法论的基本应用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方法的适用性和合理性的标准）。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常说方法的适应性（即方法的运用要适应其所运用的对象）是方法论的基本命题，而一个方法是否有较强的适应性，即方法是否正确合理，其检验的标准也只在于它能否在实际运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此而言，实践自然也就成为检验方法的适应性、合理性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要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总是从发展着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阐发新的理论，开辟自觉实践的前进道路。而《实践论》正是从“行”这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论中一个基本特点，它不仅是理论认识的工具，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工具。
2、《实践论》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内涵
“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探讨的话题。其实，哲学从未离开过人，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人的生活也不能没有哲学，人的生活行为需要有合理性的解释。任何哲学都只有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联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才能增强哲学理论的生命力。马克思探讨“生活”的价值取向来看，马克思通过对“生活”范畴的规定，其思维主要指向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揭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的动物性、被动性与非自由自主性特征，从而揭示异化的生产与无产阶级生活的对立性，明确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世界里处于边缘化的历史状态，由此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进行理性的批判，并在批判（理性批判和实践批判）中创造出“生活世界。同时，马克思对“生活”范畴的关注，也给我们引导出一个被我们常常忽略的重要原则性问题：人的一切都发端于其生活世界、包容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是我们解读一切别的东西的一把钥匙。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不能离开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并且只有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才能解构一切在社会与历史中显得神秘的东西。“马克思生活哲学之`生活'即是人不断创造自身的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基本的立场更是一种方法论的核心理念。
在西方，哲学革命往往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18世纪法国的哲学成为法国政治革命的前导；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作了德国政治革命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导。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只讲“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不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哲学强调批判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内在相关性。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外化为一种实践力量。哲学和世界这种相互作用，彼此矫正，一方面使哲学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使世界不断合理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以往的某些旧哲学满足于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跟在实践后面，而不努力成为黎明前报晓的“雄鸡”，走在实践前面。与此不同，在“反思—前导”上，马克思哲学是化理论为理念和方法，以引领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哲学不但是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更是黎明前报晓的“高卢雄鸡”，它坚持的是批判反思与理念引导的统一。马克思哲学努力使理论需要直接成为现实需要，这是因为理论力量的实质是思想，“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实践论》就是以其对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和对认识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
3、《实践论》的当代价值启示
1937年毛泽东之所以写《实践论》，最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为了克服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主观主义思想倾向。要批评这些主观主义，克服这些主观主义，就需要有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实践论》。在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进行的
由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能直接联系现实，否则，会招致各种迫害，甚至杀身之祸。这些进步文人由于其经历所限，也使理论的传播在联系社会现实斗争上不能不受影响。因此，当时的哲学读物，甚至《社会学大纲》这样大部头著作，也基本上属于学理型的研究著作，带有明顯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而《实践论》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由于毛泽东兼具理论与实践
双相结合的优势，集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品格于一身，《实践论》一改以往哲学传播的学理专著的面孔，以整个时代为背景，对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作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实践论》没有丝毫的学究习气，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从《实践论》党史产生的背景来看，《实践论》关注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即北伐战争胜利———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那么，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呢？怎样才能避免挫折？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和认真研究的严重问题。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着手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正是通过对这些经验教训的鲜明对比和总结，才使党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正确性的认识大大提高。
因为《实践论》结合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深刻地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也就是结合中国的革命生活问题解决了中国当时的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使哲学具有直接的革命意义。《实践论》以解决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为目的，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教导人们不单单是正确的认识生活，而且要敢于打破旧生活，建设新生活。在中国，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途径，利益主导原则变得相对简单、清晰，精神世界的情况却变得格外复杂多样：西方价值观念、传统价值理想、革命理想追求、思想道德情操、各类宗教理想等都在发挥作用，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与取向变得软弱和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生活世界失去了精神的引领和理想的指导。如何在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精神世界的神圣化之间保持张力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实践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关注中国现实问题这也是一种现实应用的核心价值。
总之，《实践论》是现世的智慧，它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创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它以哲学的方式理解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世界；它为改造世界提供了核心理念、思想，为当时提供了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它还为迷失方向的人们提供了“心灵引导”，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论》虽然产生于七十多年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它的科学价值。因而，我们应该十分珍视这一科学理论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