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重要批判
在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发展的阶段，整个世界均陶醉在资本主义盛宴带来的狂欢之中，尤其西欧最为典型。在此时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经济论文集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应运而生。在此书中马克斯·韦伯独辟蹊径地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首次系统地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启发意义。显而易见，他思想的总趋势就是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在西方出现，而同时期的东方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发展？ ”经过反复的论证，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滋生于西方民族的宗教改革，且是近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根源所在。
一、马克斯·韦伯思想的独到之处
在此之前，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经济发展和历史演进，但这二者均是以社会宏观环境变迁为突破点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生发流变。然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活动方式，其中还蕴含着弥足珍贵的精神特质。然而，这种精神特质只有在欧美才能呈现出其特有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马克斯·韦伯早已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篇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在被西方世界注入新的理性元素之后，资本主义又得以确立自身飞跃的基点，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西方这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蕴含着经济技术和政治法律因素，却容易忽略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其中还应该将理性因素囊括其中。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精神就是指特定的原则之下所营造出的一种合乎常理的生活样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禁欲主义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得以蜕变的前提所在。尤其是在加尔文教倡导的上帝预选说和天职观中得以体现。上帝预选说认为上帝亘古以来就已经注定了教徒的生死，即使他们做出再多的努力，也终究难以摆脱这种状态。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上帝预选说已经摒弃了天主教的普遍恩宠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天职观则认为个人要想得到上帝的切实救赎，就必须勤勤恳恳地进行劳作，不断正强化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天职观则独辟蹊径地指出理性化在个人此世生涯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这种理性化正是塑造出早期资本家禁欲性格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这种禁欲性格切中时弊地造就出勤俭节制的企业家和为增加神的荣耀而不辞劳苦的劳动者。显而易见，它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注入了巨大力量。
由此看来，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着实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大不相同。马克斯·韦伯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地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生成关系的思想家。也正是这种独辟蹊径地视角，致使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宗教---经济思想从发表开始便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多方批评。
二、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重要批判
（一）认为马克斯·韦伯是唯心主义者
马克斯·韦伯认为，“天真的历史唯物论认为那种理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随后，马克斯·韦伯又在其论文的注释中指出：“我认为经济发展对于宗教思想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实具重大义”,仅仅是“那些宗教思想总之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 ”这些宗教思想本身“纯然有自己的固有法则性与不可抗的力量”.从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只是文化观念转变、生活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其充分条件。从其主流和本质上来讲，这些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要想实现自身的优化就必须激发自身潜在的能量进行内化和外延。然而，马克思则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过一番对比之后，就有人认为马克斯·韦伯歪曲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真，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
其实，二者的观点并不相悖，马克斯·韦伯只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而已。马克斯·韦伯本人也从未否认过政治和经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仅仅是反对单一地站在政治和经济的视阈上去进行探究分析。马克斯·韦伯在其着作中指出：“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观点脱身出来，亦即认为可以从经济的变革中推衍出宗教改革这个‘历史必然’结果”,另外，“纯粹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必须加入其中共同作用，才能使新创立的教会得以存续”.当然，马克斯·韦伯也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全部归因于西方民族的宗教改革，他认为要想真正地寻求出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就必须把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二）认为马克斯·韦伯对加尔文教的理解具有片面性
英国经济学家R· H·托尼通过对加尔文教教义的综合考量和分析，发现加尔文主义从诞生之日就给予商业生活、企业生活以彻底的认同和强制的制约。托尼认为，前一个因素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后一个因素则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托尼认为马克斯·韦伯仅仅只看到了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消极影响。这就是托尼为什么会认为马克斯·韦伯对加尔文教的理解存在偏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