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吧 [啊，集邮!]

　　几乎所有的报刊宣传都异口同声地说：集邮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然而人们又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邮票实际上和所有的商品一样被交易和买卖着，象所有的有价票券一样被储存和抛出；经济活动中一切正当的和非法的、光明正大的和卑鄙龌龊的现象集邮中都存在。这和集邮本身的高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有关部门和各方人士纷纷发表看法，从集邮的基本理论到具体的措施办法都产生了不尽一致的意见。本文旨在通过揭示近几年集邮从狂热到降温的曲折过程，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
　　发烧的邮坛：幸与不幸
　　集邮热是从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这热情的基础首先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安定环境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可以花几十块钱去购头全年发行的J（纪念）T（特种）邮票。人们被漂亮的图案所吸引，渐渐认识了邮票的文化艺术价值，从而进行收藏，观赏，研究，应该说，这是集邮队伍中的主流。
　　集邮者之间互通有无，进行交换，本是完全自然、正常的现象。或以票易票，或以钱购票，都无可指责。然而在后来几年的交换中，“物以稀为贵”的心理使一些人开始狂热地搜寻珍稀票。我国“文革”期间印制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在规定发行日之前突然发现台湾未抹上红色，于是立即取消发行，唯有外省个别邮局提前发行，致使一小部分“片红”流入社会，成了珍稀之物。国际市场的最高售价曾达3000英磅。另一枚印有历史人物蔡伦头像的邮票，因生卒年错印成了公元“前”而身价百倍，于是有人愿以2000元购入。一些人猎奇求稀的心理已达到了畸形的程度。长城普票因是近年来邮件上的常客而被邮迷们笑为“万里长城永不倒”。可有人从印刷的废品中非法偷出齿孔打歪的四方连长城普票，因稀而贵，售价300元。同样，又有人窃走无齿孔四方连长城普票，多年后突然出现在浙江诸暨县街头，售价500多元。
　　这种变戏法般的邮票增值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集邮作为储蓄和保值手段的念头慢慢渗入更多人的心里。有的人甚至把独生子女费全部买成邮票，说这是“为子孙造福”据北京东城集邮协会一位同志介绍：他们那里的会员20%是为孩子攒邮票。香港一家杂志公开载文，标题就是“集邮自有黄金屋”。人们不一定看到了这篇文章，但受到这类思想的影响则是事实。这事实无疑是为集邮热平添了几把干柴。
　　集邮队伍的迅速扩大使得邮票的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专门以倒卖邮票为业的邮票贩子应运而生。他们的活动非常活跃。平时游手好闲，一到邮票发行日就争抢排队，整版整版地大量“吃进”，这边刚刚吃进，走不出50米远就“倒”开了。家住中国集邮总公司附近的一位青年工人，提着瓶子出来买醋，身上带上几千元，到集邮公司门前一转，顺手以150元一版（已比邮票面值高出20多倍）从一个倒爷手里买进十几版生肖票。买完醋又经过这里，转手以每版180元将票倒出。转眼之间，几百元钱已经进了腰包。
　　一些邮票贩子自己排队排不过来，便雇小学生去干。报酬十分可怜，排好几次队才挣两毛三毛。这些小学生为了几根冰棍钱，鬼迷心窍，作业不做了，学不上了，心灵也受到极大的污染。在中国集邮总公司门前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情景：一个豆芽菜身材、戴眼镜、背书包的学生站在一个倒爷跟前，这倒爷是个老头，脖子缩在破棉袄里，黑皮包挂在胸前，递给学生10元钱吩咐道：“收进便宜货，有你的好处！”看来那学生经常混迹这里，很精于此道，只一会儿功夫，便拿着一本集邮册来找老头报功：“我用你那些大团结从傻小子手里硬砍进来的，还不扣两分（指给他两块钱报酬）？”老头只给了他一元钱，学生悻悻而去。
　　倒爷们的囤积居奇使邮票更加紧俏。1980年，我国发行生肖猴票，印量不足800万枚，发行半个月后柜台上仍有售。而随后发行的生肖鸡、狗、猪等邮票，渐增印到1200万枚，发行当日，即告售缺。愈缺愈热，愈热愈俏，终于在1985年4月，梅花小型张特种邮票发行之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米宽、几里长的人流从中国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一直排到宣武门。有人说足有两万人，有人说三万。公安部门出动了1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连倒爷们也目瞪口呆，雇上七八个人排一天队也才买十几枚。就这样，2元钱的梅花小型张转手就变成了7元。在上海，在南京，在杭州，在许多城市的邮票公司，门窗被挤碎了，柜台被挤翻了……
　　疯狂的集邮热冲击了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人们集邮的渠道。“文革”前，人们主要通过收集被盖上邮戳的、实寄过的邮票来集邮，靠买邮票不算本事。因此，在人们眼里实寄邮票比没有使用的邮票收藏价值高。现在则刚好相反，目前全国J、T票信销率不足5％，另95%根本没有通过邮政，直接进入了邮迷们的集邮册。集邮，名曰：“集”邮，实为“实”邮，J、T邮票已失去了邮资凭证的意义，成了专门为集邮者生产的、专供他们收藏的微型艺术品兼有价票券分。
　　邮坛在狂热中壮大着，邮坛也被狂热锈蚀着。发烧的邮坛，幸是不幸？
　　降温的邮坛：是忧是喜
　　邮票贩子的活动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人们纷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对邮票贩子的第一次打击是发行狗年小本票的那次。当时的实际印量是100万本，数量不算大，但只集中在几座大城市发行。那到清早，北京工人体育场便排起了长队，大约有四五千人。规定每次只卖2本，当队伍慢慢消肿后，倒爷央求一次卖他10本，此刻他书包里已有五六十本之多。可二十天后，国家市场仍有狗年小本票出售。贩子们沉不住气了，纷纷抛售，原价8角一本现在只好卖7角。他们苦着脸说：我们吃这碗饭不容易，连卖摩托车的钱都弄到这上面来了。可邮票公司轻而易举就涮了我们。
　　那次梅花邮票发行一个月后，熊猫邮票迈着蹒跚的步子登场了。这野生动物的明星，却被邮迷们视为邮坛高温的克星。
　　鉴于梅花票发行时的狂热场面，这回公安分局的领导来到亲自坐镇。人们不知道发行数量，仍拼命抢购。后来有消息透露说这次仅小型张的印量已达1200万，邮票贩子立刻傻了眼，第二天就跑到街头抛售，3元钱的小型张降至2元8角，马上又降到2元5角。
　　这种扩大邮票发行量而事先又不公布印数的作法效果究竟如何呢？贩子们叫苦连天自不必说，集邮爱好者也很不满，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说：臭了街的邮票，集什么劲儿！当然也有人对这说法持不同意见：集邮者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就是使印量保持在“物以稀为贵”的限度内吗？不管怎么说，扩大发行量的客观效果是：缓解了邮票供求紧张的矛盾，平抑了集邮市场的价格，同时也使得集邮热降温，甚至有些邮票出现了滞销现象。集邮总公司的负责同志说：超量发行不是长久之计。到于今后以多少印量为宜，看来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还是个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