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悍然“购岛”的六大原因_日本购岛事件

　　012年伊始，日本就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不断制造摩擦，包括为钓鱼岛附属岛屿起名，允许国会议员登岛，允许地方议员登岛，在附近海域举行钓鱼大赛等；夏秋以来，又强行拦截和逮捕中国保钓人士，放纵日本右翼团体和人士登岛宣誓主权，允许东京都政府沿钓鱼岛周边进行测量和地理资源调查等。
　　9月10日，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由政府出资20.5亿日元（约合1.66亿元人民币），从所谓的“岛主”手中“购买”钓鱼岛。
　　野田佳彦政府借着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谋划，在2012年秋季积极并强力地推动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进程，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开创了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新的法理案例。那么，日本制造钓鱼岛摩擦的原因何在？
　　转移国内视线，提升执政党民意支持率
　　野田内阁执政以来，在内政上没有任何建树，反而因为通过了提高消费税的法案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2011年经济机构预测认为，日本2012年因为救灾建设的全面展开，可以刺激日本经济增长率提升到3%。但是，2012年8月，日本方面预测只能达到2%左右的增长，比去年的预期有所降低。野田内阁主导恢复大饭核电站的运营也激起民众的广泛抗议和反对。
　　在外交上，因为对俄、对韩领土争端处处被动，居于下风，只能通过有关于钓鱼岛的强硬行动来吸引日本国内公众的眼球，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为了提高自身和民主党执政民意支持率的中短期利益，野田内阁加快了“购岛”进程，期待能因此获得一些选票，起码不至于让支持率更进一步下降。
　　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制约中国
　　美国战略东移的目标之一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便减少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阻力，维持美国一国独大的霸权地位。野田内阁摸透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多次利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利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制约中国。有了美国的支持，日本有恃无恐，期待通过所谓“国有化钓鱼岛私人土地”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从而使从日本九州向南延伸的第一岛链在钓鱼岛海域地区保持连贯和延续，以便严密封堵中国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妄图使中国海军没有太大发挥余地。
　　创造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法理案例
　　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增长，在政治家和舆论的鼓噪之下，几乎是处于惊恐状态。他们最怕中国出兵占领钓鱼岛，更想通过国家购买钓鱼岛“私人土地”的方式，尽快将钓鱼岛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
　　钓鱼岛土地“在私人手里”对日本来说有很多不便，因为公权力不能随意干涉私权利，这就影响了日本政府对钓鱼岛政策的实施。因此，尽快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是野田内阁急切“购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而“购岛”，始终是野田内阁考虑的长远目标和根本指针。同时，“购岛”行为中的买卖和交易程序，等于创造了一个所谓日本实际有效控制钓鱼岛的重大法理案例，妄图将来若通过国际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机构判决时，能够按照实际控制原则将钓鱼岛判给日本。
　　但是，“购岛”改变不了“窃取”钓鱼岛的前提，大前提不对，再创造法理依据也没有意义。
　　利用中国内政需要安定的时机
　　中国“十八大”召开在即，需要国内保持稳定。野田选准这样的时机，认为中国忙于内政、无暇他顾，不会对日本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因此，日本在8月下旬以后就加快了和所谓“岛主”的谈判，同时，也和石原慎太郎秘密勾结、磋商，以便形成对中国的合力。
　　日本民族性中一贯有一致对外的传统。无论石原慎太郎多么想出尽风头，所谓的“岛主”多么拿捏作态地以不愿意卖给政府的表态来提高要价，但是，一旦涉及到其国家利益，他们又会很快消弭分歧，勾结在一起，采取互相配合的态度，以便赶在中国“十八大”召开前这个有利时机，快速实现“交易”，希望将中国反制的力度降至最低。
　　野田内阁和民主党
　　借机大捞政治资本
　　无论野田内阁和民主党如何施政，日本国内外的政策都难以出现大的起色。野田内阁急于实现钓鱼岛所谓的“私人土地国有化”，目的是要为野田、为本届内阁和民主党执政青史留名。这样，野田即使被迫下台，也等于没有白干一场。对于民主党来说，也积累了对自民党的政治资本，即便在新的选举中失去政权，因为有这样的资本也会在日本民众中留下口碑，对以后重新夺回政权有利。
　　对华惯用两面派手段
　　野田一方面信誓旦旦，要坚持推进中日两国关系，一方面却通过加快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进程，加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害。
　　8月底，野田派出特使到中国转交自己的亲笔信，竭力表示要缓和中日关系，建立冷静理性的对话渠道，并再次确认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但就在特使滞留中国期间，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海上保安厅法》及《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赋予了海上保安官调查离岛上发生的犯罪并逮捕犯人等权力。目的是为了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将海上保安官的执法范围由海上扩大到了岛屿，可代为履行警察职权，实施搜查和逮捕。
　　野田内阁的这种做法，充分表现了其对中国政策以及日本外交的两面性。以两面派手法示好，施放烟幕弹，表面上缓和对立，暗地里加快“购岛”进程，企图使中方来不及反对和反应，将负面效果和受制约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野田内阁成立以来，对中国外交的惯用手法，就是一方面极力表示重视中日关系，诚心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并且可以在礼节方面给中国以极高规格的礼遇。
　　如在递交首相亲笔信时，对中国则派其外务省次官作为特使，专程来华送信，而对韩国则由其外务省召见韩国驻日本使馆公使到日本外务省取信。礼节规格差别之大，令人惊愕。
　　甚至，还可以动用日本紧张的资金100亿美元左右，带头大宗购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以表达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当然，此举主要是为日本外汇储备找到一个新的安全出路。
　　但与此同时，野田毫不含糊地号召自卫队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准备，还引用中国古代经典，提出“忘战必危”（编者注：出自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对于涉及到日本国家利益核心内容的地方，该强硬的强硬，绝不吝惜，绝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