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评雨果《九三年》中的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
《九三年》是法国作家雨果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内容的支撑，以精妙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将法国大革命中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一七九三年的恢弘革命图景展现出来。通过对当时以郭文为首的革命军和以朗德纳克为首的反革命军的对抗的细致刻画，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整个作品中雨果都在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二者中艰难的抉择和摇摆，小说的点睛之笔“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宣告了雨果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最终占据上风。
一、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矛盾
《九三年》是法国大文豪雨果一生中创作的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雨果在经历了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之后，对于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有了深深的感悟，以法国大革命的最高潮时期，一九七三年前后的法国革命斗争为背景，完成了这一部鸿篇巨制。人道主义精神一直是雨果的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思想主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巴黎圣母院》一直到《九三年》间的一系列的雨果的文学作品当中感受到。然而，到了雨果创作生涯的末期，雨果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思索由于遭遇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浪潮的影响，雨果在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反复矛盾斗争之上，产生了自己的抽象的立于“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点，随着小说情节的进行，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显得越发激烈。
小说开始，雨果就以一种相对客观的第三方视角来描写革命军的日常活动，可以看出雨果对于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最终选择的端倪。在小说的第一部第一章中，情节的推进主要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进行。雨果用一个以冷峻的旁观者的视角，用无任何主观情感倾向修饰的语言描写的一段革命军中士，女酒倌和一个在草丛中避难哺乳的穷女人之间的对话，暗示着雨果在小说最后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抉择：““可是，中士继续盘问：”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本来有的。” “在什么地方？” “阿译。” “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家给烧了。” “谁烧的？” “说不清，是打仗。” “你是蓝党还是白党，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在这一部分的描写当中，对话的主要三个人，革命军的中士，随军酒倌以及这个穷女人分别代表着当时大革命背景下的法国的三种人：坚定的革命者，人道主义者和受战火摧残的普通老百姓。雨果在描写这段对话时，是直接让三者的对话在几乎无作者多余的修饰之下，以直接引用人物话语的方式，来让这几段对话紧张急速的交替进行。作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明显感受到雨果的人道主义倾向。但是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当中，雨果在作品当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又明显的摇摆和矛盾。革命者的偏执无情，反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在赏罚分明的处决下属时，对其威风凌厉，沉着冷峻形象的刻画，以及朗德纳克残忍的屠村情节的描写等等。小说中，雨果对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人物群像的刻画过程中充满了矛盾。
二、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分析探究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
“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雨果对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作了非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回答。雨果将世界看成是“善”与“恶”的角逐场，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善”不断战胜“恶”的过程。” “很显然，雨果以抽象的人形、人的本质的概念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设计改革方案、构想其合理的世界。他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来空谈“善”与“恶”是不能阐释历史的。”
诸如此类的对于雨果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比较准确的。雨果受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一步步地在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斗争当中，慢慢的把心中的天平偏向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一边。小说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朗德纳克，郭文和西穆尔登三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突出表现，象征了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出，最终，作者以“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压倒了“绝对正确的革命”。
旺代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是整个小说当中刻画的最为细致的人物。他沉着冷静，残忍冷峻。在小说开始的部分，朗德纳克在叛军的穿上为了整顿叛军的纪律下令杀掉将功补过的失职船员。刚登上布列塔尼亚就将帮助过共和军的村民屠杀干净。但是对于朗德纳克的描写都是为了最后这个“恶魔”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觉醒作铺垫，而造成巨大的戏剧冲突效果，来凸显和宣扬雨果的人道主义观点。
小说的结尾部分，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分别战胜了三位主人公。雨果在整篇小说当中所铺垫的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激化。朗德纳克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环之下，作为一个无恶不作的叛军头子良心发现，不惜落入敌人之手也要去救三个困于火中的孩童。有研究者认为，最后朗德纳克的人物转变缺乏合理性，显得突兀而缺乏说服力。在此，没有必要去追究朗德纳克的人物转变是否合理，而仅仅讨论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之间矛盾关系。在小说核心情节当中，朗德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觉醒让郭文和西穆尔登相继动摇，并先后为人道主义献身，舍身取义。郭文因为受朗德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而放走了他，被西穆尔登处决，这一切也最终摧毁了西穆尔登的革命信仰，以自杀来结束心中的复杂的矛盾冲突。郭文和西穆尔登的内心矛盾挣扎体现了雨果心中同样的矛盾。一方面，雨果肯定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人民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之下，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但是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必要的流血牺牲又与雨果心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雨果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找不到出路。最终，雨果用历史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解决了心中的这个矛盾，用博爱，友善，仁慈来化解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
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朗德纳克是一个眼睛都不眨就可以下令将帮助过共和军的村落屠杀干净的反叛军魔头，他做事冷静，毫不受人性冷暖的干扰，一切只为了反革命事业胜利，恢复封建主往日的荣光而行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最后关头竟然因为三个孩子，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被猛然唤醒。雨果为什么要刻意安排这样的故事转折。很明显，这是作者要宣扬自己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刻意设计和安排的情节。人道主义精神一直是贯穿雨果主要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思想之一，我们可以从他诸多作品中感受到这一点。对于《九三年》这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通过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对下层人民的残忍压迫，以及对下层人民痛苦不堪的生活同情，充分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雨果又因为无法解决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在他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将问题简单的用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解决。用仁爱，慈悲，博爱来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未免太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
其实，雨果的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倾向在他塑造西穆尔登这个形象的时候就有所表现。西穆尔登受罗伯斯庇尔的派遣到前线监督郭文的工作，他刚正不阿，坚决奉行革命精神和准则，而这种不考虑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的精神和准则正是在小说高潮部分雨果通过小说情节的设计而批判的，而造成西穆尔登的革命信仰的原因，我们也可以从西穆尔登的经历中可以找到。作为一个传教士，西穆尔登并没有家庭，他必须要忍受一个传教士所必须忍受的孤独之感。他必须要不停的读书来缓解他独生生活带来的痛苦。西穆尔登没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他唯有将祖国视为自己的家庭，将人民视作自己的家人。在表面上，西穆尔登将自己投身革命的抉择视为是伟大的，其实在他的潜意识层面充满了荒凉和虚无之感。雨果对于自己塑造的西穆尔登这个形象有着自己的评价：“西穆尔登什么都知道，同时什么都不懂。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可是人生的一切他却茫然无知。”“西穆尔登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这段雨果对于西穆尔登的评价正是雨果自身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映。
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九三年》这部作品，研究者主要讨论的中心点还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主题。而对于雨果的这种出于唯心史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研究者们大多是持否定态度的。在革命和人道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主观的，忽视客观历史条件的拔高人道主义精神，以“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来压倒“绝对正确的革命”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人道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方。朗德纳克在明明可以逃走的情况下，放弃逃跑的机会而转身去救三个孩子，其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固然可贵，但是，作为革命军一方的首领，郭文就应该因为这个举动而放了朗德纳克么？显然不是。人道主义精神固然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成果之一。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环境下，只有赢得革命的胜利，才能改变几百年来贫民百姓因为阶级划分而受到封建主压迫的局面。在此，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才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更高层次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在战争中固然可贵，但是此刻革命军的纪律更加重要，因为这关乎着更加伟大的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用同样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革命。雨果的《九三年》常常被拿来与狄更斯的《双城记》放在一起讨论。二者都是以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小说的背景。狄更斯的《双城记》就对“走直线”的暴力革命进行了批判。得伐石太太正是因为受阶级压迫时所产生的仇恨的控制而迷失了自己理性的双眼。接革命之潮来报私仇，宣泄自己的仇恨和愤怒。而这样的例子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当中不占少数。在这样的革命斗争当中，革命仅仅是简单的一帮人推倒了另一帮人而接替了他的王冠而已。等到民众的盲目的激情退却，发现自己的流血牺牲仅仅是给自己换了个主人而已。所以盲目的暴力革命并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革命斗争如果不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最终的精神追求，那么一切都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