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鸦片战争论文
摘要: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问题, 学界向来众说纷纭, 但多从鸦片贸易及禁烟等角度进行论述, 未能指出战争背后中英制度与理念层面冲突的深层原因。鸦片战争的爆发其实是由多种历史合力促成。首先, 中英政治体制和外贸制度的冲突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其次, 英国向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是战争的直接原因;其三, 林则徐禁烟及断绝中外通商的行为给英国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关键词: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 禁烟; 政治体制; 外贸制度; 爆发原因;
Abstract:There ar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Opium War. Some existing viewpoints came more from the opium trade and the prohibition of opium, but failed to point out the conflicts of Sino-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oncept behind the war. The outbreak of Opium War was facilitated by various historical forces. First of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no-British political systems and foreign trade conflicts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teh war. Secondly, Britain's evil opium trade with China was a direct cause. Thirdly, the event that Lin zexu burned opium and cut off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 provided an excuse to the war.
Keyword:Opium War; causes of outbreak; new discussion;
一、引言
关于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以下几种观点比较典型: (1) 传统观点认为,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 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中英战争由禁烟而起。 (2) 一种观点认为, 清政府对外态度失当, 尤其是停止中英贸易, 导致了战争的发生, 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指出:“激变绝不由缴烟, 而由于停贸易。” (郑剑顺, 1998) 有人更进一步指出, 林则徐的禁烟切断了中英之间贸易, 英国为了维护中英贸易和鸦片贸易而发动了战争。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 由于清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制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英商对此极为不满, 经常煽动英国政府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改变贸易制度, 但是英国政府之所以迟迟没有下手, 主要是因为英商从鸦片走私贸易中可攫取巨额暴利, 因此双方的利益平衡还暂时可以维持。而到1839年林则徐实行禁烟后, 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林则徐的坚决态度意味着英商攫取巨额暴利的途径将被切断, 于是, 为了维护非正当的鸦片贸易, 为了继续从中攫取暴利, 英国政府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李金明, 1997) 。 (3) 一种观点认为, 所谓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是倒果为因, 坚决不同意战争是因林则徐禁烟而起的。这种观点针对蒋廷黻及有学者通过贬低林则徐来抬高琦善进行辩驳, 认为所谓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 是倒果为因。因为是先有英美等国鸦片贩子贩卖鸦片, 才有中国的禁烟, 战争是英国“旨在维护鸦片贸易”, 林则徐认真执行严禁政策, 符合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应予充分肯定。战争之起, 根子和责任全在英国 (萧致治、许增统, 1998) 。 (4) 一种观点认为, 英国以中国禁烟运动为借口,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非正义的鸦片战争, 这只是鸦战爆发的一方面原因;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矛盾、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工人运动高涨, 为了向海外扩张, 转移国内斗争的矛盾和视线, 巩固统治地位, 所以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陈少牧, 2003) 。 (5)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道光帝的闭关政策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发生。11月间, 中英双方发生的激烈冲突达7次之多, 虽然结果都是中国获胜, 但是之后道光帝不是积极备战, 防患于未然, 而是不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一意孤行地推行闭关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也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李书纬, 2016:101) 。
以上这些观点见仁见智, 各有所长。笔者认为, 这些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总结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和大量的史料基础。但是, 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绝非如此简单。站在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来思考和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 也是一种时过境迁的有趣挑战。这让笔者想起了茅海建先生提出的历史警语:“鸦片战争的真意义, 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 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 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 1995:25) 。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总的来说, 天朝的统治者和主政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
二、战争根源:中英政治和外贸体制的冲突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 英国号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期的中国很难与它进行相比。英国在17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在18世纪60年代最早开始工业革命, 19世纪以来英国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 机器生产在纺织业中取得主导地位, 社会生产快速提高, 其工业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的一半, 煤铁产量快速增加。诚如马克思 (1995:256) 所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推动着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寻找和扩大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英国除了在美洲、非洲、大洋洲有它的殖民地, 还极力向亚洲扩张, 发展对外贸易, 先后向印度、波斯、阿富汗、缅甸、印尼等国进行扩张和侵略。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 自然也就成了英国要发展商贸关系甚至是侵略扩张的重要对象了。驻广州的英国商人于1830年12月给英国下院写了请愿书, 其中提出: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 提议要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 (格林堡, 1961:178) 。英国决心要打开对华贸易, 努力发展自由的对华贸易, 这是他们的对华贸易体制。
当时中国社会存在四大特点:首先, 经济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经济:个体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次, 政治方面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清帝国通过地方官僚, 地方官僚通过宗族关系和绅士集团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 等级结构森严。其三, 文化方面是儒家思想、中国中心论以及文化专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 不愿接受任何外国政治观念。中国人认为天朝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具有明显的优越感, 对外人却是加以鄙视。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统治, 严禁结党, 大兴文字狱。其四, 对外方面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不允许国人与外商进行自由贸易。
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三个:其一, 建立公行制度 (1720年) , 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特许的“行商” (即“广州十三行”) 之手, 用这种办法垄断和限制进出口贸易。公行兼管照顾外商的起居生活, 监督其行动, 负责传达清政府的命令、公文, 经办政府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 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其二, 颁布禁海令 (1757年) , 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口, 仅留广州一口有对外通商活动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1983:61-62) 。其三, 颁布各种章程和条例, 对外国人在华的行踪、贸易、生活等有严格限定。如《防范外夷规条》 (1759年) 、《民夷交易章程》 (1809年) 、《防范夷人章程》 (1831年) 等, 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行动自由等, 都作了苛细而烦杂的规定;对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严加限制, 禁止华商赴宴南洋等地进行贸易和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
清朝对外制度中, 有一条重要的规定, 就是外国船只到广东海口, 必须先报总督监督, 委官验收没有违禁物, 发给牌照后, 外国船才能进入黄埔, 开舱互市, 否则就是违例。这是例年来形成的清朝与外国关系贸易的一种制度。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 英国派出一个商务总监督到广州, 驻在虎门。1834年 (道光十四年) 夏, 英吉利兵官律劳卑到广东主领贸易, 其货舶并没有到澳门请领牌照, 就直接入口。同时律劳卑在广州省馆后, 直接用中国文字投书给广东督府, 总督卢坤将其书连看也不看就退还, 然后下令封货舶, 不准通市。当时卢坤总督公布了四道布告, 让行商通知英国商人, 说是由于律劳卑不恭顺, 必须停止贸易。卢坤看重中外体制, 认为英国官员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 (清朝规定地方官员是不能收受外国文书的) , 外国人也必须遵守清朝政府的规定。1834年8月5日, 英国的二艘兵船忽然驶入内洋, 越过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各炮台, 直抵黄埔, 炮台官兵不能抵御, 只是用空炮来乱放。而英船却发巨炮实弹轰打并损坏中方炮台, 广州人心震怒。于是上流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就用大船10余只, 每船载大石10万斤, 积沉水底, 系以铁鹿大缆, 又在水面安结木筏加以阻止。同时, 集合舟师数十只, 士兵数千人, 在河的两边严密防守。英人大惧, 请求退出外洋, 但广东地方政府不同意, 律劳卑请求给小船让他回澳门也遭到拒绝, 最后在很多外国商人的请求下, 卢坤才允许律劳卑回到澳门。律劳卑离开广州时他的健康已经严重失调, 热病复发, 到澳门后即因病而死去。在这一事件中, 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一些行商受到严厉指控而被关押;二是知府和知县奉命搜查汉奸问题, 并加以逮捕和严厉处分;三是军事危机。在这个事件中暴露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英国巡洋舰向黄埔进发所引发的清朝军事危机和海防危机。
天朝上国的心态和文化上的优越感, 使清朝统治者认为英国作为一个朝贡国, 理当遵守天朝法律。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夷狄, 都是处于教化之外的;所有与外国人通商的税款, 对国库收入作用不大, 其价值实比鸿毛还轻;外国运进来的大呢、纱、钟表等对中国来说是无关重要的东西, 而中国的茶叶、大黄、生丝、陶器等是全体外人的生活资料和赖以为生的东西。中国向外人开放广州港是天朝的恩泽 (中国史学会, 1957:499-501) 。这样一个政府其实是一个目空一切、独断独裁、半开化的政府。马克思 (1997:96) 认为:“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 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 它不管时势怎么变迁, 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 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 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想自欺……可是现在这个帝国, 终究为时势所迫, 不得不进行拼死的决斗, 在这个决斗中, 旧世界的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励自己, 而最新世界的代表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情景呵!”
中英之间政治和贸易体制的冲突, 清政府要外国人遵守它的法律, 但又不允许外国人与官方进行正面的接触, 律劳卑在广州所受的凌辱已经让外国人感到痛心, 外国人不断派使节来华, 反而使得清政府更加傲慢。不准外国人见中国官府, 外国领事的文书必须经洋商之手。所有这些, 外国与中国争论之事, 就不仅仅是鸦片贸易的问题了 (中国史学会, 1957:503) 。因此, 这种政治、贸易体制的冲突以及司法制度的冲突, 成为中英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
三、战争起火源:英国对华走私鸦片
英国对华开战的理由就是中国政府的禁烟活动, 林则徐强制没收了他们的鸦片, 并进行烧毁。同时林则徐驱逐洋人出境, 绝断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 强行他们具结等。他们认为, 林则徐自抵粤后, “即对一贯服膺皇帝陛下圣旨之英国官员放肆侮辱, 并加以监禁, 对英吉利民族进行一场‘不宣而战’之挑衅活动”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1983:190-191) 。因此要进行报复性的侵略战争。
鸦片战争之前, 中英之间存在着两种贸易:一种是正当的合法贸易, 一种是走私的非法贸易。这两种贸易都在向前发展, 但后一种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畸形, 更加快速。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实行的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 以及中国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入侵有着顽强的抵抗力, 使英国不能在中国为他们的商品打开市场。当时中英之间正常贸易方面, 其发展势头已经有好的态势。英国的土产、呢羽、哔机、布等类物品, 逐年到中国达到600万圆。印度出产棉花, 逐年运到中国有700万圆。英国的铜、铁及杂件, 逐年运到中国, 有500万圆, 共计有1800万圆。英国的货物到中国贸易, 鸦片居其一半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1983:8) 。粤海关征收夷船商税, 英吉利国约计银60万两 (中国史学会, 1957:423) 。在中英正常贸易中, 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从1760到1833年的70多年间, 中英贸易额增长非常快。进口贸易增加15倍, 出口贸易增加9倍多, 出口多于进口。中国每年出超300万两以上。英国每年不得不向中国运送来相当数量的白银, 以抵补在贸易中的逆差。这说明, 英国资产阶级很难用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英国人最终发现, 可以用鸦片来打进中国的市场, 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对于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 清政府严禁官吏军民吸食, 禁止进口, 违者处以重罪。问题是禁令如此严厉, 而鸦片毒药又是如何进入广州和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受贿, 受贿的人中不仅有衙中低级官吏, 还有蓝顶的高级官员, 甚至有红顶的水师提督。这种毒药大量放在伶仃洋岛的浮动趸船上, 远离中国官员的监督, 它必须经过广州才能卖出。数十个中国的批发商 (窑口) 在广州从港脚行号办事员处买到执照, 然后在设防的趸船上用执照来换取鸦片, 再用“扒龙” (即“快蟹”) , 把鸦片运走, 如果中间不行贿买路, 是进不了内河的。毒品贸易使官员与暴徒发生联系, 公职因此而败坏。贪污腐化与高尚的道德原则共存于一些权力中心, 嘉庆年间 (1796-1821) 广州每年应该交给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 000两银子, 这比清帝国境内21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 (银2, 261, 000两) 的三分之一还要多。马克思 (1995:26) 说:“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
清政府禁烟的结果, 就是鸦片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往到更适当的营业根据地。澳门和黄埔统统被放弃了, 鸦片商栈移往到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上, 鸦片有了更大的销路。据统计, 历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是:1821—1822年为5, 959箱, 1830—1831年为19, 956箱, 1835—1836年为30, 202箱, 1838—1839年为40, 200箱。1836年, 印度鸦片生产总额估计为35000箱, 其中将一半在加尔各答拍卖, 英国印度政府得到的纯收入约2000多万卢比。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中国。有时候外商的鸦片每箱售价2000多元, 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鸦片贩子带来了巨大利益。1813年, 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在印度每箱拍卖价为1785卢比, 在中国的卖价则为2618卢比, 两者差额为833卢比, 折合银洋为400元, 扣除少数运费及其它支出外, 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所得实际利润。当时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承认:在最好的年头, 鸦片的利润可以高达每箱1000银元。有一个代理商写道:“鸦片象黄金一样, 我可随时卖出 (格林堡, 1961:118) ”。
据统计, 到19世纪30、40年代, 烟毒已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内地省份, 深入盛京、山西、陕西等腹地。全国吸毒人数已起过600万, 80万清军中 (包括八旗20万和绿营60万) 已经有20万左右的人吸食成瘾, 全国受鸦片毒害的人已超过600万以上 (费正清, 1993:193) 。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从根本上说, 清政府禁烟是有理合法的, 清朝皇帝严厉禁止外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和禁止华人吸食鸦片是极其必要的。但是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却将印度鸦片的种植及其向中国私卖鸦片已经变成其财政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种经济利益, 由此, 双方因鸦片问题而引发的斗争, 最终成为中英第一次战争的重要起火源。
四、战争借口:林则徐销毁鸦片禁绝通商
鸦片泛滥的危害引发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 道光皇帝最终下定决心要严厉禁烟。他从1831年下令禁烟, 逮捕走私犯, 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严禁国内种植罂粟, 恢复保甲制度鼓励告密 (南开大学历史系, 1959:533) 。1838年6月, 鸿胪寺卿黄爵滋在给道光帝的奏章《请严塞断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出要严厉禁止鸦片烟毒, 他请求道光帝下令对吸食鸦片的烟民判以死刑, 由此引发第二阶段的鸦片问题大讨论, 这次讨论持续时间虽然不长, 但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更加痛切言论, 并有另折密陈, 外廷的人不得见。
林则徐的禁烟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奏章《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以及另外一些奏折中。其禁烟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大内容:第一, 从国家民族和社会心理角度来分析禁烟的意义和必要性, 强调禁烟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力量和作用, 利用强制性立法来禁止烟毒, 认为对吸毒者处以死刑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有效禁烟的目的。第二, 提出禁烟的具体办法, 即禁烟六项章程:国家将烟具全部没收销毁;吸烟者以一年为期勒令戒烟和自新, 划分四个等级递加罪名, 如不知悔改, 即将他们处死;开馆者死罪, 兴贩者死罪, 制烟具者也可判死;官吏失察者严加处分, 革职处理;利用保甲禁烟, 地保牌头甲长负有禁烟之责, 否则革职;讲求审断之法。第三, 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鸦片烟走私贩的处罚办法, 必须采用严厉手段, 外国烟贩只要犯法就与国内人民一样处罚, 贩烟者死。
道光帝看了林则徐的奏折, 感到深得其心, 立即召他进京。林则徐在北京受到了不寻常的礼遇, 被道光帝先后召见19次, 最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由他兼管广东水师, 道光帝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让林则徐到广东去“清弊源”, 根除鸦片的来源, “唯该省窑口快蟹, 或以开设烟馆, 贩卖吸食, 种种弊窦, 必应随地随时, 净绝根株” (文庆, 等, 1964:5:17) 。道光帝明显有些心急,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是此理。在道光帝的旨意下, 林则徐在广东进行雷厉风行的禁烟工作, 他的举动引起轰动效应, 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中外关系格局, 甚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道光帝很想轻而易举地解决鸦片问题, 其解决办法就是灵活地兼用胡萝卜和大棒, 做到“恩威并用”。林则徐相信禁烟一定会成功, 他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及其严重后果。林则徐到广东后就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禁烟措施 (茅海建, 1995:102-103) : (1) 颁布了《治罪新条例》, 严厉打击和抓捕国内的贩毒者、开烟馆者和吸食鸦片者。从1839年5月26日起林则徐开始在广东实行禁烟治罪新条例, 对于吸食鸦片的人犯, 以一年六个月为限进行戒烟, 到期不改者治以死罪 (中国史学会, 1957:108-110) 。 (2) 利用保甲的方法进行禁烟, 对沿海一带的民众进行严密的管制, 并捉拿和严惩有汉奸嫌疑的人。到1839年3月底, 林则徐在广东共计抓获烟毒人犯1600名。从4月1日到5月18日, 林又抓获贩卖煎熬吸食的烟毒人犯192名, 拿获载运纹银出洋、贩卖鸦片以及盐枭土盗等各犯265名 (中国史学会, 1957:162-173) 。针对外国人, 林则徐采取了三项措施: (1) 通过行商强行责令英国商人向中国当局交出所有的鸦片, 并抓捕和打击贩卖鸦片烟毒的外国人。颠地是第二家最大港脚公司的经理, 也是英国商会的会长。3月22日, 林则徐下令逮捕他。3月24日, 林则徐下令, 中断一切中外贸易, 封锁广州的商馆, 撤退在馆里的华人仆役, 断绝商馆的所有供应, 将商馆区内约350名外国商人完全封锁起来, 达47天之久。义律于是命令所有港脚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 总计有20, 283箱之多, 价值为900万元。义律把中国政府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 变成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 这样就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了借口。 (2) 颁布《夷人治罪专条》, 严厉惩治来华的外国烟贩, 违犯者处死, 没收货物。 (3) 驱逐在广东洋面和伶仃洋面等处的外国船只, 禁止民夷售私贸易, 违者格杀勿论。这正合在北京的道光帝之意, 道光皇帝曾谕令林则徐“趁此警动之际, 力除弊窦, 所有该国大小船只, 游奕洋面迹有可疑者, 均著驱逐出境”, “务使奸夷尽去, 锢弊悉除” (中国史学会, 1957:89-90) 。
林则徐在虎门销毁所有收缴的外国鸦片, 作为杜绝鸦片流毒病源的一项措施。为了将所收缴的鸦片销除尽净, 林则徐请旨道光帝后在虎门销毁了所有收缴的鸦片, 这些鸦片共有19176箱又2119袋, 实重237万斤。对于虎门销烟的壮举, 林则徐感到十分欣慰, 道光帝也大为赞许, 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 (中国史学会, 1957:143) 。当时澳门新闻纸指出, 表面上好像林则徐胜利了,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林则徐不顾自身的成败利钝, 立誓要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鸦片问题, 这一危机牵涉到重大的商业、政治、道德、外交等一系列问题, 戏是好戏, 收场就有些难了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1983:138) 。
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的禁毒英雄, 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因为他有一整套完整的禁烟思想, 虎门销烟的壮举使得林则徐作为禁烟英雄名留青史。但是从林则徐在广东的所作所为来看, 林则徐欲事太急且谋事太傲, 这与其性格有关。外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毒品, 未必就是侵略中国, 此时英国还没有真正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林则徐在对外事务上严重排外, 给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找到“合理”借口。道光帝下诏批评林则徐:“鸦片流毒内地, 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 原期肃清内地, 断绝来源, 随地随时, 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 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 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 沿海各省纷纷征调, 糜饷劳师, 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 (赵尔巽, 等, 1998:11492-11493) , 《清史稿》评论说:“林则徐才略冠时, 禁烟一役, 承宣宗严切之旨, 操之过急” (赵尔巽等, 1998:11492-11493) 。
清廷完全有理由禁烟。然而, 林则徐在广东根本没有把英国人放在眼里, 把禁烟运动演化成激烈的排外运动。首先, 林则徐因为禁烟而完全断绝中英贸易, 这是不明智的举动, 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的闭关主义政策;其次, 林则徐封锁广州的商馆, 驱逐英人和英国商船, 实际上成为一种盲目的排外运动, 为日后英国人制造事端找到借口;第三, 林则徐过于看重具结形式, 企图以此来制驭夷人, 惩治夷人新条例引起英国人的强烈对抗, 最终成为国事之争和法权之争;第四, 林则徐过于看重林维喜事件的处理, 这引发了中西刑事裁判权的冲突。林维喜事件的发生使林则徐所处理的夷务更加复杂化了 (费正清, 1993:210) 。
五、结语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鸦片战争的爆发, 其核心原因是中英之间两种不同制度或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严重冲突, 是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国策、专制制度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之间的冲突, 而战争的起火源却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 林则徐销烟与禁绝中外通商为英人发动战争提供了“合理”借口。英国的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界定为“通商战争”具有一定道理, 但不全面。晚清政府主事者在处理鸦片问题上一些不恰当的做法让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摔了一大跤, 由此逐渐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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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836年, 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万吨, 当年外国人估计中国约有1250万吸烟者。
2 茅海建认为,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对内所采用的办法中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也不是十分热心, 此论颇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