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

   电影是一种集绘画、舞蹈、雕塑、音乐、戏剧等于一体的视听艺术形式，它突破了文字艺术在传播信息、表达思想上的视听限制，能够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小说是依靠语言文字引发读者联想、通过想象构筑画面和意境的艺术形式，其形象表达方式与电影有着本质差异。因而，从小说到电影的艺术形式转换必然会遇到许多障碍。在对莫言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时，编导往往会选择《师傅越来越幽默》、《白狗秋千架》、《白棉花》等中短篇小说，在较短时间内完整表述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

    第一，主题变通。小说改编电影时，应考虑艺术形式、商业效益、受众心理等因素，需要通过复杂主题通俗化、忠实并深化原主题、重新创造主题等形式，将小说主题变成通俗易懂的电影主题。例如，小说《红高粱家族》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包含了生命、历史、人性、情爱等多种主题原型。小说开篇之处，“高密东北乡是…………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让子孙们感到种的退化”，包含了作家对人类进化的历史反思，表达了作家对家乡的复杂情感，体现了人性观、文化原型、生命观等思想观念。但是，电影《红高粱》仅有九十多分钟的片长，很难表达这种复杂而深邃的主题思想，所以编导对主题进行简化与浓缩，舍弃了战争、人性、历史等思想主题，从爱情、死亡两方面揭示了绚丽多姿的生命；用仪式化的场面、热烈浓艳的色彩、独特的造型手段等渲染了生命的热情与原始的欲望，张扬了顽强不息的生命意志。

    第二，结构变动。电影与小说时两种截然相反的艺术媒介，要将小说改编成电影，需要将时间叙事结构转化为空间叙事结构，“每部影片都是完整的文本，编导应通过电影的结构、语言构成、表达方式等因素共同完成意义表达……电影艺术风格要完整统一”。莫言小说多以抽象的文字符号叙述故事情节、组织文本结构，在进行电影改编时，需要对原小说的结构进行调整。比如，《白棉花》按照回忆叙事的方式，对某些故事情节进行了修改；《暖》则用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呈现故事情节。影片《红高粱》中，张艺谋以土匪余占鳌率领地方武装与日本人进行战斗为线索，穿插着“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并运用戏剧化手法对故事情节进行修改和删减，符合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同时，张艺谋用《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送葬哥》等民俗音乐烘托故事场景，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2]

    第三，人物形象变异。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生活，只不过小说是用语言文字来塑造人，而电影是用镜头画面构造视觉形象。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身份各异、个性鲜明、形象突出，老实忠厚的长工、可怕的麻风病人、有勇有谋的戴凤莲、杀人越货的余占鳌等，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缺的，往往有着人性的缺陷，“他们是一群融丑行和浪漫气质于一身的逾她人，一群惊世骇俗的怪诞的人”。在莫言小说电影改编时，应当充分考虑观众的即时性观赏，删除过多的人物形象，并根据情节需要对人物性格进行简化，比如，《红高粱》中“我奶奶”成了电影中的女主人公，罗汉成了红高粱精神的典型代表，曹县长、江小脚、仁副官等人物统统被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