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神巫之爱》中的巫楚文化演绎_人文历史论文

论文导读:：流有“楚人血液”的沈从文在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思考中。在其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中对巫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将触角伸向了神秘浪漫的巫楚文化。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神巫之爱，巫楚文化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其与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文化之花。当时的楚国社会直接出生于原始社会，楚人的精神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神秘气息，崇巫之风盛行。巫是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楚文化的核心部分。在生存斗争中，楚人把巫看成是近乎全知的导师，赋予巫以极其崇高的地位。流有“楚人血液”的沈从文在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思考中，将触角伸向了神秘浪漫的巫楚文化，在其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中对巫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一、巫性生命形态的审美化观照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文明由原始的混沌蒙昧逐步走向现代的清明理性，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原始人在其经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自然神学和自然哲学，在现代人的面前逐渐变异、解体与消亡。在简陋质朴的远古环境中，原始人的许多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是极具庄严性与神圣性，但在人类智能逐步发展起来以后，庄严异化成为滑稽，神圣变成了愚蠢。原始时代就已产生，作为人与神对话使者的巫在文化史上的命运就是如此。其逐渐的从主流走向边缘，由庙堂走向民间。中世纪以来，巫在西方文学中总是被定型为恶魔撒旦的信徒人文历史论文，把邪气与灾难散播四方。在中国，汉代时已有所谓巫蛊之狱，巫与蛊的并提说明巫术已由原始时代的祭祖祀神，禳灾除祸的职能而逐渐被认为是惑人之术，灾祸之源。正如沈从文在《湘西》中所描述的“中国其他地方巫术的执行者，同僧道相差不多，已成为一种游民懒妇谋生的职业，视个人的诈伪聪明程度，见出职业成功的多少。他的作为重在引入迷信，自己却清清楚楚。这种行巫，已完全失去了他本来性质。”[①]所以，巫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以反面形象出现，多表现出丑态与蒙昧。如《红楼梦》中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放蛊陷害宝玉与凤姐，此中的巫不仅已丧失了应有的神圣性，而且连最基本的道德良知都已丧失。20世纪新文学名篇《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以巫术骗人，好逸恶劳，行为放荡。

对于文明理性世界看来是迷信，不可理喻的巫，沈从文不仅肯定其存在价值，还挖掘出其中的诗性和美感。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湘西人民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一切日常活动都离不开巫与巫术仪式论文发表。在其早期小说中，巫一般被称为师傅、道师、师公，而在《神巫之爱》中，才出现了沈从文独有的“神巫”称呼，将巫与神并称，以显示出巫的神性光辉。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极力描绘楚地巫师形象，而且与众不同的把巫作为一种受尊敬的形象加以肯定，对巫性生命形态进行审美化观照。《神巫之爱》中的神巫是理想化的，他具有一般人不可比及的美丽外表与出众风仪，“美丽骄傲如狮子”[②]。在云石镇女人们的心中“这男子应属于天上的人”②，认为“把神巫款待到家，献上自己的身，给这神之子受用，是以为比作土司的夫人还觉得荣幸的”②，就连九十多岁的老族总看到神巫“在房中打圈走路，用一个勇士的步法，轻捷若猴，沉重若狮子”②也不免心中喝彩。在众人心中，神巫是神的使者，具有某种神性人文历史论文，是应得到赞美与尊敬的。神巫是非凡的，是理想化的，但并不是高高在上，他也有着平常人的情感生活与世俗交往，表现出一种可亲性。在面对心爱的白衣女子时，他会发出“我的主人，昨夜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日光下你却美丽如神！”②的感慨。当远远地望到白衣女子小窗里出来的一缕灯光，会“心跳着不敢走了”②，在追求不得时亦会感到尴尬与无奈。而且在他与仆人五羊嬉笑式的谈话中，也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人性的、可亲性的一面。

体现沈从文对巫性生命形态进行审美化观照的另一方面是神巫形象被赋予的真诚性与庄严性。沈从文笔下的神巫不再是那种为钱财而蒙蔽良知的小人，巫本身是真诚与庄严的，是被神选定的职业。神巫开始时拒绝美丽女子的追求，是因为他真诚的相信神巫的职分是属于公众而不是个人。面对五羊的不当行为，神巫会及时的加以劝导，告诫仆人“不应当这样做，在神跟前做事的人，荒唐不得”②，巫师这个职业在神巫心目中是真诚与严肃的。而在神巫作完法式后众人的感应，“神巫歌完锣鼓声音又起，人人拍手迎神，人人还呐喊表示欢迎神的仆人。神巫如何使神驾云乘雾前来降福，是人不能明白的事，但神巫的歌声，与他那优美迷人的舞蹈，是已先在云石镇上人人心中得到幸福的欢喜了。”可以看出，众人对神巫也是怀着虔诚的敬畏之心的，这些都显示着楚地巫风之神圣有如宗教。

二、巫性思维方式的浪漫抒写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对巫楚文化的追寻不仅仅是体现在其对巫师形象的亲和态度及以巫作为题材的运用上，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在作品中表现抒写巫楚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巫性思维方式，发掘出巫楚文化独特的精神特质。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南方文化，与散布于黄河流域周围的北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就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人文历史论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③]可以说，南方文学本身就富有一种浪漫气质。而且，巫楚文化的核心巫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其由人格转换到神格，必须经历一种迷狂阶段。迷狂包括两个相互融合的基本要素，一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一是非理性、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流露与展示。因此，屈原在楚辞中所演绎的瑰丽雄奇的想象、热烈奔放的激情、呼神请愿的呐喊，展示出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北方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风格。王国维对南方文学想象的奇特也有精辟的评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④]这种激情浪漫、想象奇异、人神相通的思维方式就是巫楚文化所特有的巫性思维方式，它产生于具有独特地理与历史环境的楚地。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我们才能够看到屈原与鬼神同畅游，庄周齐物而逍遥的自由美妙世界。可以说，巫楚文化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非理性的精神特质。

深受巫性思维方式影响的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极力宣扬一种激情热烈的情感，高度赞扬那种敢于追求爱的激情人物。花帕族女子对神巫的爱是热烈的，痴迷的。她们“全不相信神巫是不懂爱情的男子，所以上一次即或失败，这次仍然都不缺少把神巫引到家中的心思。”于是她们在寨门口、在神巫住所的窗外日夜等待，“这些女人不知疲惫的唱歌，只想神帮助她们，凭了好喉咙把神巫的心揪住，得神巫见爱。”②而神巫对于白衣女子的爱更是激情而浪漫的，“他（神巫）耳朵中听过上千年青女人的歌声，还能矜持到无动于中，他眼见过一千年青女人向他眉目传语，他只闭目若不理会。……但是一个不用言语诉说的心愿，呆在他面前不到两分钟，却使他如醉如痴非寻找到这个女人不可了。”②在白衣女子面前曾经一向严肃保守的神巫竟然发出了“我如今已从你眼中望见了天堂，就即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的感慨，还在夜晚偷跑到白衣女子窗前反复唱了二十次、三十次情歌。繁此种种，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神巫情感的真诚与激越。除了热烈情感的宣扬外，沈从文还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浪漫神奇的色彩，给人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幻的美感。美丽骄傲如狮子的神巫拒绝了所有貌美如花，歌声如莺的女子的追求人文历史论文，而独独对眼睛会说话的哑女人一见倾心，连老妇人都嘲笑“在一百匹马中独被你看出了两匹有疾病的马，你这相马的伯乐，将成为花帕族永远的笑话了论文发表。”②而神巫却把这哑女子当作心中的女神，在她身上体会到一种超越言语的爱。后来，神巫苦恼白衣女子是孪生姊妹，要在二者中择其一，不知如何选择时，作品结尾处竟然神奇般的印证了花帕族的格言“凡是幸运它同时必是孪生的”，当神巫鼓起勇气翻窗而入后，他“把帐门打开以后，原来这姊妹两个，并睡在一头！”连神巫自己也觉得神奇如梦境。自然神性、人神相通是沈从文对巫性思维方式的又一浪漫抒写。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客观化的具有物质属性的自然，而是具有某种神性光辉的自然。人通过一定的仪式能与自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感应，从而得到其庇护。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对自然更多的存留着一份敬畏与感激之心。作品中神巫与五羊狩猎时，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向山神通报，“照习惯打水边的鸟可以随便，至于猎取山上的小兽与野鸡，便应当同山神通知一声。……有了通知便容易得到所想得的东西。”②由此可见，作品中的自然是富有灵性的，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是真诚与敬畏的。而且如前所述，在作品中对神巫形象的描绘同样显示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表现出在楚地的朴素思维方式中，神与人心气相通，二者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现代文明的反思与现代人精神的重铸

弗雷泽在《金枝》中曾把人类精神的进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巫术——宗教——科学”。按照这种直线进化尺度，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即是科学，宗教与巫术则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低级阶段或原始阶段。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和理性程度的加深，在西方价值观内部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叛和分裂，以理性、科学为进化精英的自我标榜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号召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去被理性所压抑和蔑视的“原始”和“野蛮”的东西，才是更加符合自然宇宙生命的存在状态的东西，更是重铸现代人精神的良药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