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气候变化
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气候变化
一、工业文明的无限扩张能力与人类活动的安全空间的矛盾
虽然早期的学者都没有预想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生物圈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伤害，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则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从人类历史看，技术进步及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其作用都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业文明的制度基础。环境问题的首要原因是一个生态上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面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无限扩张的能力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吗？
马克思的生态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观察生态问题，并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变，那么解决生态问题就是一种空想。导致目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就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但是，“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模式同自然是疏离的，人类也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的承受力，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我们不仅应大力创新环保技术，更应改变或改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视角，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归到合乎生态的世界观念与实践方式上来。
工业文明的无限扩张能力与人类活动的安全空间的矛盾已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有关生态足迹的研究表明，地球生态能力早已出现透支，到2008年地球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物供给能力已高达50%。二是地球边界的研究。瑞典学者罗克斯特仑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类经济增长面临十种地球边界，其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磷和氮产生等三种边界已透支或超越。（见表1）因此，在接近地球自然资本边界的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应该控制，从追求物质资本的扩展转向追求人类福利的发展。人类的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三是气候变化及碳排放总量的研究。全球经济耗费已严重超过地球的生态承受能力。
气候变化不仅对能源主导的消费主义、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及其跨国界全球贸易的最明显特征提出挑战，也对现代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提出挑战。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生态危机及其终极形式的气候变化也开始出现。通过蒸汽和电力将地球上储存的碳转化为机械的马力，内燃机和喷气发动机为工业社会的人类广泛而快速地征服地球创造了条件，但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与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能力是根本冲突的。从自然约束和环境约束看，经济增长是有边界的，但建立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无法自我约束的。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生态观无法解决的问题。
从生产力层面看，蒸汽动力将人类生产力从传统的土地、动物、人类劳动的限制中释放出来，并且使经济空前增长，从而使工业革命进入辉煌时期。然而，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显示了其与现代经济设想的根本冲突。如果地球上的60亿人都以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地球这个生命支撑系统不久就会崩溃。换言之，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没有考虑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在财富积累和浪费的现代经济中，这种将生命形式转变成纯粹的物质欲望已达到新深度。在美国，每天被工业“新陈代谢”所利用的材料，平均相当于每个美国人体重的20倍，即每年利用的材料平均要比每个美国人的体重多100万磅。全球物质流量每年约5000亿吨，大部分被浪费掉了。对生物规律和生态系统再生方法的经济主义的忽视，产生于现代社会特有的把经济目标置于道德和精神目标之上的追求。“财富是政治经济关注的绝对的善”。当它成为绝对的善时，就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从内部世界影响人的精神，它从一种限制之源变成了诱惑之源”。从奴役地球及数十亿生物以积累财富而言，这种错位的追求将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不仅穷人和其他物种受损，富人也同样因其错误的追求而在理智、道德和精神上受苦。
工业文明与自然系统的再生或再循环模式完全不一致。积累财富的工业经济是一种浪费型经济，因为它的程序和规则是还原论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和民众忽视体现真正繁荣的人类与生物群落的复杂关系网。所谓还原论就是没有考虑自然的能源循环。如，建筑取暖、制冷和照明的能耗制造了人类二氧化碳产生总量的40%。许多现代住宅是“供居住的机器”并且无需考虑当地的可用材料或能源循环。住宅结构很少考虑自然采光或通风，而是用电力光源和机器制冷、取暖以保持它们适合居住。因此，对居住空间与自然光源和能源循环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是新型可持续、低能耗住宅的核心。工业消费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一种形式，与自然系统的再生或再循环模式完全不一致。当崇尚一次性使用的社会从地下开采贵金属以及化石，再将它们埋于地底的洞中，或释放到大气中，这与地球系统相冲突，危及地球系统的活力。从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却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
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解除管制与合作控制的全球经济政策，这种趋势日益加快。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与消费在成倍增加，其数量估计比整个人类文明史消耗的还要多。碳的排放也随之上升10倍。如，英国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超过其国内所有排放量，但英国及其他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分析倾向于关注国内消费者和家庭的碳足迹。通过将传统的地域性生态资源和社会权力转化为市场、官僚政治和企业这种的离心社会结构，像病毒一样在地球上肆虐的全球市场经济已造成更加野蛮、更大程度上的毁坏。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过去这些年里，人类经济已历经重大革命性变化，这就是，一个日益放松管制的金融体制和全新的全球贸易安排的世界的形成。全球变暖与现代帝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从空间看，工业文明打破了空间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们把对当地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控制和权力集中到财富和能量聚集的地方。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无节制的温室气体起源于世俗理性、科技力量、货币积累的推动以及对社区、正义和生态的忽视。货币供应的增长驱动着银行、消费者和企业在远远超过其所在地区或国家的地理范围内利用生态足迹。如，英国的生态足迹是英伦三岛的3倍，如果把所有英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包括在内，这个生态足迹将增加6倍。工业世界未能避免经济引起的气候变化表明，当人类社会服从于一种经济方面的自发过程时，它们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未来的人类不仅有被这些人类制度支配的危险，如果不加以遏制，还将受到这些自发的制度所导致的极端气候影响的支配。世界银行以“发展和气候变化”为题发布的《2010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实社会中，不同国家的环境政策不同，对环境危害的控制程度也存在差异，资本逐利性的存在会使贸易和生产要素向环境保护相对薄弱的国家转移。结果是这些国家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污染产业天堂”。这种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这表现为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耗，致使资源供给和碳排放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趋恶化。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未受触动，资本主义的行动法则就将继续起作用。如对利润的追求和资本积累不可能使增长停下来，对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对缓和内部的社会矛盾是必不可少的。
二、建立在资本主义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基础上的高碳“技术——制度综合体”是导致人类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根源
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作用下形成高碳“技术——制度综合体”，这是导致人类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根源。
（一）资本主义制度创造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
工业文明在把消费者从生产者中分开后，资本主义掩盖了物质财富中可能存在的生态资源，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重视生态资源及其保护。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有优势，但由于其自身制度的局限性导致其不可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这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以及作为人力资本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系统是不协调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掩盖了富人为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将穷人从他们所拥有的消费水平和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自然财富中排挤出去的程度。如，由于持续的旱情或洪灾，南半球许多国家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变暖意味着这种排斥的激烈化。资本主义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偏重于效率，而容易忽视公平，包括对生态正义的忽视。从这里可以看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在理论上优于经济功利主义之处是它不允许某些人的损失能够通过某些人的得利而进行总量上的平衡。
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不仅不重视环境保护，而且还创造了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工业文明发展起来后，人类不再是以满足生理性需要为目的，还产生多种多样的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为什么会产生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这到底是由工业文明造成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种所谓工业文明的成就，使人类生活离自然越来越远，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超越也正在受到自然的“报复”。这就是“异化”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深入揭示了这种“异化”的社会根源，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盲目破坏，是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相联系的。如，货币原来是人们作为商品交换的手段，后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货币本身了（成为财富积累的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种转换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强化起来的。马克思正确地发现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恶性膨胀起来，是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的。而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则正是高碳经济的重要根源。为了把这种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最大化，他们还采取经济全球化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现实的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
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双重的，一是直接追求财富，二是间接追求人类需求，前一个目的即追求财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完全超越和消解了第二个目的即追求人类需求。结果是资本主义把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作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其最终的实用性已完全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说还考虑什么使用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使用价值就是满足人的“虚浮的消费”，甚至是对人类和地球完全有害的消费。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根源于资本积累。如，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创造性毁灭”，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了许多物质文明，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创造了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解决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的问题必须限制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而这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是相冲突的。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讲，消费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就全球而言，在科尔曼看来，我们奢侈消费的生活方式给世界带来了种种压力。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向环境负责的社会。乔根森指出，环境问题不是环境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它与城市化水平、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等密切相关，与人均消费水平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直接相关。
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由市场的自由化和不断增长而产生的这些生态和社会成本的空间位移，意味着地球系统的全球性崩溃。毫无限制的经济制度使温室气体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使地球气候负担过重。现代工业社会中，每人每天大约使用60万千焦的能量，这至少是原始社会人均使用量的100倍。我们知道，人类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能量是一个常量，只要1万千焦。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一部分是用于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一部分被用于空间的加热和制冷、生产和运输等。这种空间感（经济的全球化）和地方治理的缺乏，与否认工业消费方式对人类和生态造成影响后果的文化模式有关，其中否认全球变暖是最主要的原因。资本所强加的消费水平，正是生态危机也是气候变化紊乱的直接导火索。由二氧化碳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正是由于资本通过工业化扩张而产生的。如保罗‘维里奥所说，现代社会对效率和速度的迷恋与事故和自然灾害的高发率密切相关。人们忽视了这种不断加快的流动速度所造成的生态和道德上的影响。
生态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续性的终结，也预示着文明本身的终结。对自然的威胁，不论大小都源于资本的癌变性入侵。“资本不只是一种经济剥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通过基于交换原则的行动，它对生态系统进行着无休止的肢解”。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及人的发展存在内在矛盾。现代自由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成功运作，需要一个以几何级数扩大的市场，增长的物理极限注定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即使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最苛刻批评，也没有质疑其继续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的统治时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破坏性的阶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纯粹数量上的扩张和价值的最大化，并且由于伴随着这种价值实现的是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而对大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
（二）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高碳“技术——制度综合体”是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最大阻碍
从生产力层面看，瓦特、福特等人是现代工厂生产系统出现机械化分工的关键性人物。然而，要是政府没有建立法律系统和社会结构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自然资源以满足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那么这些发展创造就不可能产生这样深远的革命性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对能源的饥渴式的积累制度导致了对大气碳吸收的不足，而当地经济则依赖当地能源循环中丰富的能源，它们很少把这些能源耗费殆尽。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目前，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叫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顾环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和缺乏生态约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人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需要反思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人类面对的环境而言，自发的技术资本主义对地球的危害非常严重，如果能源需求的增长在21世纪内维持目前水平，地球上大多数有机生命将无法生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工业文明下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和地球系统碳总量限制之间的冲突形成的深层次根源，在这里，技术进步及生产力发展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原因，因为历史上不断地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导致工业文明的形成与人为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一种失灵的制度。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把技术潜力、生产潜力及消费潜力都推到极致，并且在利用资源方面形成有效的“技术——制度综合体”，但这种综合体正在破坏人类和地球的长期前景。
从深层次看，工业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下，形成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而要打破这种综合体，低碳技术很重要，但低碳技术投资不足。一方面，研发投资的回报率很高，多种测量方法显示低碳研发投资的回报率在20%～50%之间，远远高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由于受风险、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市场及成本等因素制约，能源相关的研发和应用的投资不足。从绝对数字看，全球政府能源研发和应用预算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下降，1980～2007年几乎下降一半。能源预算在政府研发预算中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从1985年的1l%降到2007年的4%以下。目前，无论是与预计的需求相比，还是与创新行业的投资相比，全球每年用于能源研发的公共和私人资金都相当有限。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专利仍然只占全部专利的0.4%。用于研发的周转资金比例在不同的产业中差别甚大。如，2007年，英国大型医药企业的研发强度是15%。而一项对电力生产企业的调查发现，平均研发强度只有0.2%。为什么能源利用的研究投资不足？这是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运行的必然结果，其深层次原因如克拉斯纳指出，“制度可能会持续存在，因为在不完全信息的世界中，改变既有规则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耗时持久，变化的结果就无法得到完全的预测”。既有利益、沉没成本和制度刚性的结果就是投资决策通常是路径依赖的；投资某个产业的最初决策可能会将未来的投资也导向这个产业，即使这不是对投资资源最有效的利用。
根据乌恩鲁的分析，碳锁定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并且技术与商业化相互促进，结果形成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碳锁定的载体就是“技术——制度综合体”。碳锁定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碳锁定本质在于技术和制度之间系统性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技术——制度综合体”。第二，从时间看，碳锁定并不是一种永久状态，而只是一种持续的状况，对其他可选择技术造成系统性的市场、政策及制度形成障碍。第三，从碳锁定的组织层面看，政府、企业和各类组织都是参与者，并且他们之间是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政府在淘汰高碳补贴项目时的困难可以看做是碳锁定的表现特征。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2年全球政府每年补贴化石燃料行业的支出大约在5440亿美元。第四，碳锁定也延伸到社会组织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国家，居民已完全适应汽车交通系统的生活，虽然这带来环境和社会的外部性，人们却抵制进行根本革新。社会规范、基础设施和相对价格都不鼓励个人选择耗费资源较少的生活方式。由于个人已锁定高能耗的消费，要提高能源价格使之反映出环境影响就可能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这种锁定一旦形成，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在乌恩鲁看来，“技术——制度综合体”指巨大的技术系统，如发电、电力传输和最后的使用，这个系统是一个复合的技术体系，包含在具有强大的公共和私人组织条件化的社会环境下的系统。经历了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创造、扩散和使用技术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包含正反馈机制路径依赖和共生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复合体”得以形成。一旦锁定，“技术——制度综合体”就难以打破，能够长期排斥其他技术，甚至当其他技术相比出现的“技术——制度复合体”具有明显优势。乌恩鲁所说的“技术——制度综合体”是一种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由于这种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的优势及惯性，即使我们有比其技术更有优势的经济形态也在短期内难以取代它。换言之，发展低碳经济实质就是要从高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转变成低碳的“技术——制度综合体”。
在过去两百年工业文明中，我们已耗费数万亿美元建设复杂的能源配送系统。此标准化系统是以碳为基础，与其相配套的还有许多外围设备。这一系统是成功的，因为它能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发挥最大效用。这是任何新兴能源都难以做到的，更别提取代了。另外，人们通常不会为某种新事物去主动改变现状，除非受到某些外界力量的推动，如法规、危机、制度变迁等。从现实看，低碳技术现在还处在零散状态，还没有变成经济社会的主导技术，还没有形成低碳的技术系统。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低碳技术的主导化及系统化至关重要。
碳锁定是人类工业化以来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碳锁定。乌恩鲁所说的“技术——制度综合体”中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乌恩鲁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碳锁定的提出有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过程。“技术——制度综合体”的思想在乌恩鲁之前就有学者提出来了。艾伦施耐博格指出：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由人口因素或技术因素造成的，人口增长和技术开发不会自主地影响环境状况，更关键的是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社会结构与过程、社会动力与机制。¨2引
三、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资本主义国家很难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能力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能力与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吗？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气候变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吗？这些措施能解决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碳锁定及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吗？
（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做到“非物质化”
“非物质化”的实质是减少“每单位货币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那种“高能源投入、高废料产出”的经济模式逐步“脱钩”，并且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在下降。这个观点正确吗？福斯特根据《各国的重量：工业经济体的物质排放》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GDP与“物质外流的比率”有所下降，但人均排放废料却大大增加。第一，资本主义国家能源材料的投入，包括耗费量和排入环境的废料产出，都在持续增加。除了个别国家之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在增加。技术和新型管理模式带来的能源材料投入的减少已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抵消了。第二，从质的方面看，工业国家每年资源投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作为废物排入环境；美国从1975～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第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能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即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低碳经济吗？资本主义世界“非物质化”没有实现的事实，已证明依靠资本主义自身是实现不了“非物质化”的。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
（二）从技术层面看，资本主义有条件、有能力解决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从纯技术的观点看，解决气候变化危机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从生产与消费人手，即立即让经济增长放缓，综合缩减世界物质消费，从而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为止。二是世界各国协同行动，最大化地使用所有低碳技术，世界经济规模即使小一些，仍然有生产能力满足全世界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稳态经济。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通过技术创新能否解决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问题？归纳起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杰文斯悖论。考虑到市场起作用的因素，任何能源强度的下降都会导致能源生产更便宜，因为短期能源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说会下降。但更便宜的能源生产会刺激人们最终消费更多的能源。因此，降低能源强度实际上往往导致更迅速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它很少导致能源消费量的绝对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杰文斯悖论。在杰文斯看来，那种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同时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福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历史与现实都有事例证明杰文斯悖论。如，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煤炭的消费；美国汽车行业的技术改进并未遏止对汽油的需要；冷冻技术的改进导致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等。
第二，即使去碳化的技术是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对技术普及的阻碍也将使这些技术的运用必然被延迟。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去碳化的过程不可能快于能长久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速度。“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也不一定会被广泛采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又如，现代化公共交通系统比私人汽车建立的交通系统相比能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资本积累的驱动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最大限度依赖汽车的道路，因为这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第三，在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不仅没有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加剧了生态危机。工业文明产生的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并把人类统一在一种文明中。然而，相对于所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言，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技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尤其是应用于农业的技术，已与经济权力的集中联系在一起，把许多人排除在外，使他们穷困潦倒，而就是这种东西破坏了地方和全球的生态系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的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维布伦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所以，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有了技术，但没有面对环境及气候变化的制度，这些技术也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从实践看，市场化及其技术性手段并不能解决城市扩张、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流失、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和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难题。在马丁·耶内克看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环境效率的局部改善会带来“N型曲线困境”的现象，即环境效率带来的局部改善往往会被随后的增长过程所抵消。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加大环保技术革新的力度，从渐进的技术革新转向激进的技术革新，如，从环境友好的生产与产品转向无环境消耗的技术与产品。二是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创建新型的供需结构，进而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过程也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抗拒，从深层次看，面临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三是真正去挖掘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技术潜力，则投资于社会制度建设是必需的。这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依靠技术创新即可解决企业环境问题的思想。
（三）自然资本的提出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态危机
一些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解决生态危机的人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组成部分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在他们看来，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会计系统的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包含所有存在的事物。真正的资本主义将考虑到自然资本并以此来拯救环境。这种企图其实是为资本主义能解决生态危机辩护。如，有学者所说的“将自然资本化”就是“将生物物理环境（自然）、非工业化经济和人类社会领域（人类）作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自然资本有多少？据估计，从自然资本储备中直接流入社会的生物服务，每年至少价值3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约39万亿美元。1995年世界银行的财富指数表明，人力资本的总值要比反映在全球决算表上的所有财政和加工资本大2倍。解决办法是扩大资本领域，把自然也作为理性的商品交换体系的一部分。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那时将不存在实际上的自然资本的净积累，而只有随着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化成金钱或抽象的交换。如福斯特所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这一特征经常为自然资本化的市场乌托邦观念所忽视。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这些学者已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面对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且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生态观的批判。
（四）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在生态危机中突破自我约束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从三个层面进行：第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权力，按其本质不会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只会一味地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会顾及对生物圈的负面影响。从市场经济的层面看，当今出现生态危机，根源并不是出在大部分的环境资源尚未纳入市场经济，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生态观下，资本主义不可能按生态原则和生态正义来对待自然。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生态效应不仅是短期的，而且也是表面的，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内在局限性，其制度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存在诸多矛盾。第三，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导致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在生态危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很难突破自我约束。艾伦施耐博格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分析中指出，资本家在自由市场中为追逐利润尽量以低廉的价格攫取资源，其技术改进只关注于生产效率而不顾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当企业具有垄断势力后能够对政府的政策进行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社会民众的消费文化和行为模式被资本家所操控。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动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生态观和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化使之很难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斯特恩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表明，工业国家平均削减碳排放一旦多于1%，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这样一来，大气中的碳目标就不由维持全球环境、保护物种、确保人类文明可持续所必需的东西来决定，而由保持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充满活力需要什么所决定。在面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很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做到协调发展。如果目标是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45ppm，那么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降低89%。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从2010年后必须紧缩2/3至3/4。所有的方案表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稳定气候的目标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扩张相容。旅美中国学者李民骐则逐条考察了目前已知的各种减缓技术，认为要减排就意味着世界经济放慢发展速度，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又决定它不可能无增长（更不必说紧缩）地运行，所以，他的结论是除了坚持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外，没有别的办法能保护支撑文明的生态状况。从制度层面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毫无异议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现状，并因此只根据利用自然界能获得多少短期利润来确定自然界的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过程中，基本上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的影响。它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及其在认识经济的生态基础时的错误百出，已导致它根本无力认清全球环境恶化的事实。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重视生态相比，马克思非常强调社会——生态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提供让生命成为可能的物质和能量。在资本家关注交换价值和短期收益时，马克思强调说，地球是一切物质财富的最终源泉，有必要为“人类的世世代代”维护好它。许多经济学家都以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替代了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施加在经济体系之上的约束，而且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体系是完全地、不可逆转地嵌入于环境中，除此没有别的选择。
从深层次看，围绕气候变化的争议方式可看成是马克思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的特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倾向于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看做物与物的关系。今天我们面对气候变化又出现类似现象，面对气候变化这种自然现象，人们从温室气体排放、气温升高、发展低碳技术之类的纯科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比较多，而从社会关系转型、制度变迁及人类行为转变的探讨远远不够。气候变化被当作一种需要现存社会秩序框架内解决的技术问题加以分析，而不是被当做由资本主义发展内含的人的关系的特定模式导致的。分析生态危机可以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马克思通过区分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产生交换价值的价格形成过程，始终强调这样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中生产同时具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冲动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生态观和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化使之很难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这表现为两种力量的“对冲”，一种力量是张力，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碳依赖；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另一种力量是收缩力，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非物质化”、低碳技术创新自然资本化及制度的调整，这些收缩力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矛盾，但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张力会不断超过这种收缩力。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碳排放增长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的。这两股力量的矛盾所引发的面对气候变化及采取的对策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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