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

"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型式问题，依然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尽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学者黄宗智以其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大洋两岸各派学者共同存在的规范意识提出了极具震撼力的挑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过密化理论反过来
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国内，这些质疑已不再执着于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框架，而是转变为对所谓“近代市场经济萌芽”的探讨，认为明清以来不断扩展的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真正的商品经济，为中国社会向近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转变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至迟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迈入了近代经济的门槛，成为一个所谓“市场化发展”的近代社会。而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汉学界的“加州学派”的中青年学者如彭慕兰、王国斌以及弗兰克等，一方面就像黄宗智所批评的那样，尽量抹杀十八世纪以前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至高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援引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雷格莱（E.Wrigley）的能源转换理论，认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动力”与后来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同样，明清以来由专业化与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而不可能自发地导向工业化。

应该说，后一类质疑虽然在斯密型动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与国内的“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有所区别，但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毫无二致：首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否认人口压力的存在，进而否认“人口压力推动下的商品化”的存在，一致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斯密型动力”这一所谓内在的经济因素而展开的；其次，他们对明清以来中国农家经济边际报酬下降的观点，即黄宗智的过密化（或译“内卷化”）理论，均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持肯定态度；其三，与此相关，他们都否认明清以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维生状况和糊口形态，认为其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处在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与同时期的英国农民相比，其生活消费甚至显得有些奢侈，因此，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并不以对江南地区的研究为限，近年来还迅速延伸到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被认为是落后、衰败的华北农村，在一些学者的笔下，亦呈现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于是，至迟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和发展的全国范围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包括华北在内，便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经过十几年的交锋和论争，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型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更加复杂化了。不过，尽管争论的焦点已由原来的走向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