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好声音”

华夏传播研究（简称华夏传播），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6年，近四十年的时间，其研究成果越发喜人。据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在其著作《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附录中介绍，有关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论著有167本（篇），其中专著127本，其他40篇。占比为76.04%和23.96%。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下三点：其一，2016年以前，华夏传播研究理论成果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其二，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人员多为学术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份量。其三，目前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庞大，特别是其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院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有待提高。

一、华夏传播研究最新进展

笔者以“华夏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得201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共计两篇，一篇是邵培仁和姚锦云的《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另一篇是笔者的《华夏传播视阈下的媒介观》。相比于2017年同一时期，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华夏传播方面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仅从中国知网的论文数量来看，华夏传播研究的成果少得可怜。若当从这一事实来看，华夏传播研究不尽人意。但是只要将视野稍加拓广，就可以发现华夏传播研究的进展依旧是让人欣喜的。

首要提及的是华夏传播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华夏传播研究》集刊正式创刊。2018年7月28日，由厦门大学研究所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夏传播研究》集刊正式创刊。这让有志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学者有了一个自己的平台。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华夏传播应时而起，将助力中国传播学界在国际传播学界发出“中国传播好声音”。而推动华夏传播更好、更快的发展，是这个时代赋予中国传播学界的使命，是华夏传播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在国际传播学界获得中国传播话语权的必然之举。

二、华夏传播近四十年的发展情况概述

回顾华夏传播研究，不得不提及的是华夏传播研究重镇--厦门大学及一批在厦门大学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学者，如黄星民、郑学檬、谢清果等。可以说华夏传播研究能够取得今日之丰硕成果，离不开先辈的辛勤耕耘和一批批学人的薪火相传。

“1997年出版的两岸多学科学者合著的《华夏传播论》。首次在论著题目中使用‘华夏传播’一词。”黄星民教授是最早对“华夏传播”概念作出界定的。该概念在传播学界通行了近四十年后，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结合时代新背景，对其概念作了新的阐述：“在系统整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活动、传播观念，与传播有关的现象、制度等方面的基础上，站在古今文化传统庚续的立场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以期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华夏传播学话语体系等诸多活动的总称。”

1982年，施拉姆来华讲学，给中国大陆学者带来西方传播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施拉姆的学生余也鲁在座谈中发表名为《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提出华夏传播研究的意义和可行之处。“是年11月，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确立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可以说是中国学界提出的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

1993年5月，在余也鲁、徐士佳等多方学者共同努力下，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的座谈会。此次座谈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7年，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一书出版。2001年，由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学术成果问世。

三，华夏传播研究兴盛的原因分析

首先是符合时代发展新需要。从2013年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到2017年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再到“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表明做好华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是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

其次是西方传播理论不完全适应于中国问题。这与西方的传播理论特质有着密切关系。诚如谢清果先生所言，“西方传播学重科学精神与方法，具有‘理剖万物’的特质，但其经验学派研究重点侧重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缺乏价值与道德判断。而批判学派侧重文化研究，却解构有余，建构不足。华夏传播理论则以仁兼济天下，具有‘心传天下’的理论特质，为世界传播学增添一缕人文精神。”

最后是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中国传播学界要想在国际的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要有基于本民族传播实践的独特理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华夏传播理论，是中国传播学国际化发展的必然举措。

四、关于促进华夏传播研究发展的三点想法

第一，扩大华夏传播研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目前，华夏传播研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急需扩散。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扩散，需要那些在新闻传播学界的“大佬们”推动和宣扬。他们一发功，可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华夏传播研究队伍和理论的建设。华夏传播研究能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关键在于从事其研究的队伍。目前，从事华夏传播研究的人员多为学界有一定名气的学者和博士，如何让华夏传播研究下移到硕士研究生层面是时下急需。只有队伍不断壮大了，才有可能出现学术繁荣的局面。

第三，搭建跨学科平台，让传播学与传统文学联手发展。从事华夏传播研究，需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学素养。目前国内除了传统的中文系（文学院）以及兴起的国学院外，还有国外的孔子学院，皆可作为华夏传播发展合作伙伴。这些具有扎实传统文化功底的学者和学生，必将让华夏传播绽放出新的光彩。

总之，华夏传播要发展，要强大，要走向世界，就需要“自觉进行自我建设”和“自觉进行自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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