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方戏剧的差异性

半个多世纪以前，现代戏剧风潮席卷欧美，西方固有戏剧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布莱希特、梅特林克、尤金奥尼尔、彼得谢弗等不同流派的戏剧大家纷纷从古老的东方戏剧中汲取灵感，丰富了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由于它们背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中西方戏剧之间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决定了东西方戏剧之间的相互借鉴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依存于自身戏剧本体特质之上。尤其在西方文化居于强势的当代世界，中国古典戏剧对外来戏剧元素的借鉴尤须谨慎，稍一逾越，则会演变为与传统割裂的它质文化。当代的中国古典戏剧从业者，一直在坚持国剧本体特点和随时代审美而变革之间，所以，分析东西方戏剧的差异性十分必要，东西方戏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叙事特点的不同

歌剧、音乐剧剧情结构上较多展现强烈的矛盾冲突，而中国古典戏剧更多强调动人的情感力量和一波三折的剧情。

西方歌剧、音乐剧延续了西方戏剧传统，虽然以歌唱、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却同话剧一样重视激变、冲突等戏剧元素，乐于表现“崇高”精神，以描写社会激变和人物强烈的内在、外在冲突为核心，充满了哲理思辨色彩。古典歌剧大多改编自戏剧剧目，保留了原戏剧中的核心场面，像《自由射手》、《奥赛罗》、《茶花女》、《托斯卡》、《卡门》等歌剧名作，每每人物强烈的意志冲突和性格冲突激化到顶点，才酝酿出剧中最著名唱段。音乐剧虽然叙事相对比较自由，戏剧结构不像古典歌剧那么严谨，但仍然重视由矛盾冲突展开戏剧性场面，无论是《歌剧院幽灵》歌剧院下水道中“幽灵”面对爱人的人性交锋；《西贡小姐》美国大兵与越南姑娘在战火下的生离死别；还是《悲惨世界》巷战前后几位主角的心灵抉择，情感都是由矛盾冲突而爆发的。

而中国古典戏剧则鲜有表现此类情绪的，虽然历代不乏抒写悲壮之情的作品，像被王国维大力赞赏的元杂剧《窦娥冤》、《赵氏孤儿》等等，但国剧最终仍将这些题材升华为“壮美”，而非西方戏剧的“崇高”。正如叶秀山所分析：“中国的‘壮美’仍然是美的一种，它仍然重视形式美的规律，但又具备西方‘崇高’的一般特点。在中国美学思想中‘崇高’与‘美’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壮美’要比西方的‘崇高’缓和一些，它是美与崇高之间的过渡形式。崇高是感动人，美则使人品味、欣赏。”由此可见，国剧更注重追求“美”，当艺术的“真”与“美”发生冲突时，宁可舍弃一定程度的“真”。

当然，由于国剧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在具有不同审美观的剧种中，“壮美”和“崇高”的接近程度也不尽相同。像京剧改编本的《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情感比元杂剧更为和缓淡泊，悲壮的意味大大降低了，换之为似淡实浓的苍凉感。

二、 时空观念的不同

歌剧场景比较写实，基本遵守写实话剧“三一律”，大多是一场戏一个场景。

音乐剧时空观相比歌剧要自由，但舞台设计仍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景物，因此一场戏一个地点的规则依然存在。目前比较现代的音乐剧仍不能完全摆脱空间对剧情的限制，例如《猫》整出戏的场景都是一个大垃圾场。而《悲惨世界》中表现巷战的情节和起义者们在酒馆饮酒的情节，虽然两部分内容衔接极为紧密，但因为布景空间的限制，仍要更换两个布景。

中国古典戏剧的时空观念要自由得多，舞台上没有固定的布景，在演员开始表演之前是中性的，当演员开始表演，藉由动作和语言，场上的时空被定义。当剧情需要时空改变时，演员通过虚拟化动作轻易就能实现时空的改变。空间的灵活转换，川剧《秋江》、越剧《十八相送》就颇具代表性。同样，戏曲中的时间转换也非常容易，可以把一段时间浓缩为一刻，也可以把心理活动的瞬间伸展成半个小时以上的舞台表演。如京剧《文昭关》用一折戏时间，表现伍子胥大仇难报，一夜白头的人生遭遇；豫剧《穆桂英挂帅》则用长达十五分钟的唱段，表现穆桂英瞬间的犹豫情绪。

三、 表现人物心理的方式不同

中国古典戏剧在抽象中包含具象因素，表演上特别注意对生活中动作的提炼，而西方歌剧、音乐剧则更为抽象化，歌舞更多是对人物内心状态的展现。两者美学追求的不同导致表现手法各异。

中国古典戏剧喜欢采用一个人的独角戏来刻画人物的心理。在国剧中，主角把舞蹈化的动作和演唱相结合，展现人物心理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昆剧《宝剑记